陈志武:市场经济的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12-05-12 09: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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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考虑到政府权力难以制约,即使在民主宪政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如此,而市场的个体力量包括企业力量不容易失控,这些都告诉我们,宁可相信市场的激励,而不能轻信行政体系的激励。

  

  国务院3月22日公布批转《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的意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被放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首位。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一向支持市场经济,那么,在他看来,国企改革应如何改?如何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中国经济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要点在哪里?又该如何实现?

  陈志武4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提问。他表示,土地私有、国有资产民有化、减税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也是长久持续发展、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实现法治的前提。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历程还很远,不只是行政管制要削弱,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需要时间慢慢转变

  

  上海经济评论:作为自由市场派的学者,你曾说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你测度市场化的维度有哪些?

  陈志武: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维度就是经济选择的自由度,或说契约自由度,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产权的自由,行业进入的自由,生产什么、到哪里融资、谁可投资、投资多少、如何生产、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产品卖出多少、何时卖、到哪里卖、卖出的价格是多少、产品收入可以留下多少、交多少税、利润如何分配以及何时分配等等,这些选择权都是测度市场化的细节维度。

  比如,开放实际上是市场化,因为原来的外资不能进入中国(一种不自由)、国内产品不能自由出口、外国商品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和量都被严格控制,但是从1978年开始这些都在改变,国内外民间业者和企业的经济自由度在上升。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陈志武:我以前也强调过,市场化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制度限制、政府行政管制太多,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与道德传统所致,比如,儒家三字经中说到“父母在不远游”,实际上是对子女作为劳动力的自由度的限制,让子女不能远走高飞到最理想的地方就业。许多研究也表明,就业的地方离家越远的人,其平均收入就越高,所以,只能靠近父母就业工作的人实际上要牺牲许多收入机会,也间接使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因此,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容也可以约束市场化的深化发展。

  还比如,从春秋战国开始,儒家多次“义利”之争,都以“义”战胜“利”,反对以“利”规范人际关系秩序的结果是全社会抑商,抑商的结果是对商人的财产、投资、生产、定价、贸易等都构成了无形的限制,制约商人和企业的自由选择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历程还很远,不只是行政管制要削弱,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需要时间慢慢转变。

  尽管如此,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亦即经济自由化,已经带来了那么多成就,甚至奇迹,显然是“经济自由带来繁荣”这一命题的胜利。

  

  政府能做好的才留给政府,其他的都交给市场

  

  上海经济评论:就当前中国,如何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陈志武:以前,大家以“市场能做的留给市场”作为改革的基本思路,其实那样给行政部门太多信任、为政府管制提供了太多理由,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一发生,大家就大举让政府重新进军经济,重新去管许多不该管的事,也包括强化国进民退,因为从表面看金融危机是市场的失败,认为许多金融交易是市场做不好的。

  但是,他们忘记了:市场做不好的、会出问题的未必就是政府能做好的。从1950年代到1978年,不是事事都交给政府管、由政府做了?结果如何呢?我们不能在那些经历以后不吸取教训,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所以,我认为今后应该是“政府能做好的才留给政府,其他的都交给市场”。

  上海经济评论:具体来说,哪些是应该政府做,哪些应该交给市场?

  陈志武:一般而言,有的事是政府和市场都能做的,有的事是政府能做但市场做不好的,有的事是政府做不好但市场能做的,有的事是政府和市场都做不好的。由于政府本身的激励跟市场从业者根本不同,官员追求的是仕途升迁,而不是资源的最好利用或创造最高的价值;相比之下,市场会注重价值创造,强调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最大价值,所以,只要政府做不好的都该留给市场,包括市场和政府都能做的也都该留给市场。

  尤其是考虑到政府权力难以被制约,即使在民主宪政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如此,而市场的个体力量包括企业力量不容易失控,这些都告诉我们,宁可相信市场的激励,而不能轻信行政体系的激励。

  政府的定位应该在两方面。一,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环境,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权益保护体系、小化假冒伪劣等公共产品,这也必然要求国家不能拥有和经营企业,不能与民争利,因为这会使政府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破坏市场的公平和公正。二是给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低保,让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时也能有体面的低保。

  

  不系统性改革,危机难免

  

  上海经济评论:你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2049年看中国》。你设想因为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等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推迟,中国2019年出现金融危机。也设想在2019年危机之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真正意义的改革。现在对此判断有改变吗?怎样看政府部门改革的动力,只能在危机之后才会有?

  陈志武:土地私有、国有资产民有化、减税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也是长久持续发展、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实现法治的前提。从2009年到现在,这些关键改革基本没有发生,甚至像国企不仅没有没有被民有化,还出现国进民退趋势强化。

  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就像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创伤后,1978年终于有改革共识一样。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增长势头还好,这个时候从官员到社会,非理性亢奋仍然为主流。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当日子还好过的时候,改变现状的动力总是很低,日子还很好为什么要改革改变呢?所以,不只是中国社会如此,而是人类的通病。

  遗憾的是,如果这几年不进行这些系统性改革,而是让这些问题延续甚至恶化,那么过几年后发生危机难以避免。一旦发生危机,人们会重新审视这些必要的改革,会看到如果土地不私有化、国有经济还是唱主角、财政税收还是失控,经济就无法持续增长以及财政危机就无法避免。那时候,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也不得不让步,因为那时人们会亲身感受到不深化改革的后果。

  上海经济评论:而有些人说中国现在病症众多,源于改革,对于这一说法,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些说法显然在逻辑上站不住。为什么财政税收失控?为什么国有经济一有机会就膨胀并挤压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为什么土地制度改革那么艰难?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特别是政治改革、制度改革没有跟上。在政治改革、民主宪政改革没有跟上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乱征税、乱加税加费的权力就不会得到根本性制约,财政税收当然就不断快速上升,国有企业的权力和范围当然也会不断扩张,其它问题也自然要恶化。

  是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了现在的最坏组合: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另一方面又是行政权力什么都管,社会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土地资源和行业准入都通过国有制、公有制和方方面面的审批监管法律法规,统统掌握在政府权力的手里;也就是说,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同时,又什么都掌管在权力手中,这种权力和责任的不匹配才是各种病症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不匹配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所致。

  

  现状是老百姓没有从国企享受到好处,反倒要为它们的垄断利润埋单

  

  上海经济评论:国企发展背后是政府权力、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而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受限。要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最核心是要怎么做?

  陈志武:最核心的是国有企业不再存在,因为只要国有企业还存在,它们就是长子,是亲儿子,就有特权,民营企业就只能是二三等公民,只有吃剩饭剩菜的机会,包括金融资源也只能先让位给国企。有人说企业是国有还是民有不重要,关键是国有企业是否市场化。问题是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它们怎么可能没有特权?怎么可能只有跟民企平等的竞争地位?国有就是特权。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都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市场化的社会。

  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渐进式改革,最后还是不彻底,留下太多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资产,让他们一有机会就利用垄断特权挤入各行各业。特别是2003年成立了国务院国资委,把国企有关的特殊利益更进一步地保护、稳固起来。国进民退牺牲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和法治环境,还迫使许多私人资本外逃。

  上海经济评论:到今天,国有制的民营化改革是否已经不得不快?目前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

  陈志武:国有资产必须民有化,否则一方面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引起未来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只会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市场,这些对中国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

  所以,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国企和国资委体系,也来自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早已过时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还是让人们认为国有资产是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现实是国有经济让部分有权者更富裕、更方便。

  上海经济评论:近两年,国企改革的呼声渐起,学界也有一些争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主张,“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却认为,如果分掉央企,它将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权贵资本主义势必大行其道。您怎么看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陈志武:华生教授的说法有点耸人听闻,他说的只是“分国企”方式之一。张维迎教授讲的“分国企”并不是要把国企拆分掉,也不一定要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把国企民营化,而是保留国有企业不变,但把国企的股权均分给全国公民,这样国企照样按照一般公司治理和证券法的框架去运营,但是它们的收益权由全国公民以股东身份分享,其董事会、管理层直接对十三亿多股东负责。

  这样做未必让国企落入原高管家族和官僚权贵手中。实际上,在国企目前没有被民有化改革之下,国企难道是全国老百姓的企业而不是少数人的资产?现状是老百姓没有从国企享受到好处,反倒要为它们的垄断利润埋单。

  我一直在推的一种民有化改革办法是成立全国和省市国民权益基金,让这些国民权益基金分别受让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股权,然后把这些基金的股权均分到全国公民的手里,并按照一般基金法和证券法对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进行监管、运营。这样做的好处是老百姓能直接分享这些企业的经济收益,同时央企和地方国企能真正市场化运作。

  不管以什么方式对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必须要做,否则权贵资本主义更加大行其道,因为恰恰是由于政府权力掌握了这么多国有资产和集体土地,才使得权贵能方便地得到金融、土地和其他特权。也就是说,国有资产、集体土地、种类繁杂的审批权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要扭转权贵资本主义,就得从这些地方下手。我们想想,如果政府手中没有国企、没有土地、没有国有银行和特权金融机构,更没有各类审批要求,权贵资本主义会从何而来呢?

  

  要实现人大对财政体系的实质性监督制衡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在财政体系方面的改革,现状如何?

  陈志武:政府财政往民生方面增加了,尤其是对农民的低保和医疗保障也增加了,减税慢慢成主流共识,这些都是很好的发展,说明这些年我们的呼吁有效果。可是,现在的民生财政和减税主要靠舆论对财政体系、行政体系的压力,财政体系的良心发挥是靠不住的,只要减税的制度机制不到位,只要人大对财政和征税权没有起到实质性监督制衡,减税很可能只停留在纸上。

  上海经济评论:正如你所说,目前财政体系并没有很好的制衡机制,你能否就改变这一现状的方式讲详细些?如何实现财政预算透明呢?

  陈志武: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对征税权进行听证、制约,不能让行政部门有推出新税费、加税费的权力,这些权力要收回到人大体系,二是财政预算必须透明,财政开支必须被公开监督、问责。

  实际上,做到这些不需要太大地改变现有制度架构。第一,全国人大不能一年只开一次会,人民代表必须参与财政预算的制定而不只是投赞成和反对票,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经常性地开会,发挥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和监督问责权;第二, 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应该经常性地举行公开听证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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