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和主权，到底是什么关系？
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暧昧。可是，由于集权国家的执政者，总是有能力以主权代表的形象出现，所以，在他们看来，主权第一，人权第二，主权高于人权，人权从属于主权；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则坚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权是第一位的，主权是第二位的，人权高于主权，主权应该为人权服务。
人权和主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我和西方人想得一样。“爱国者”听了这句话，又该骂我“奴颜婢膝”和“卖国贼”了。我不怕，我希望所有攻击我的人，把“枪口”对准我下面的论据。要是，“爱国者”能指出其中一条是错的，我就认输。当然，我相信，这种情况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历史地考察人权和主权之间关系的话，显然，民族国家，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一个政治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生活，更谈不上什么国家和国家主权。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每一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
如果，将人权置于主权之下，作为主权的附属品，那么，人类早期的先民们，岂不是全都白活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该活着啊。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既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主权；没有主权，何来人权。人权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这样推理下去，国家出现之前的人们，生存的权利何来？生存的价值何在呢？没有人敢说先辈们活得没有意义，可偏有人说主权高于人权。这种混账话，只有脑力残疾，才说得出来。
此其一，从时间上看，人权先于主权。
从主权的构成来分析的话，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国家以及国家主权只是一个人为的、空虚的概念，是一个无形的框架。只有在这个“空壳”中，置入人民，国家才能从半空中落到实处，成为一个实在的社会存在。主权，是一个国家所有人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权利集合，这部分权利是人民让渡给政府的。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是委托者，政府是代理者，政府是为人民打工的。
人权是根本和源头，是“父权利”，主权是从全体人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中分出去的一个“子集”，是“子权利”。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家，人民没有让渡给政府的权利，政府无权行使。例如，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
主权高于人权，则意味着“子权利”高于“父权利”，政府从人民手中分得的部分权利，竟然可以凌驾于全体人民拥有的全部权利之上。这种逻辑，是与“一切权利源于人民”、“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的现代国家理念相违背的。
此其二，从主权的构成上看，人权高于主权。
从源头上说，主权起源于人权，主权是全体人民对自己所享有的部分权利的、有选择让渡。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让渡人权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权利攥在自己手里不好吗？为什么偏偏要转让给别人呢？站在理性经济人的基点上，可以断定，部分自我权利的暂时性丧失，其带来的收益一定大于所失，简言之，是赚钱的买卖，而不是赔本生意。赔本生意，一个人可能做，一部分人也可能做，但所有人都做赔本买卖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
人们愿意让渡主权，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也说明了主权的另一个性质：主权是手段，而人权是目的；主权之存在的唯一目的，在于其能更好地发展人权，能在“主权”的照应下，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否则，主权从何而来啊。哪一个人会无偿出让自己的权利呢？无偿出让，只有两种情况，一被欺骗，二被胁迫，而这两种情况在民主社会和现代国家，是不允许出现的。
明确了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只有手段服从于目的，从没有目的服从于手段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说法，无异于本末倒置。正像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谋取人民的幸福，而不是追求GDP一样；GDP是手段，快乐才是目的。把GDP当“最终目标”，同样的不可理喻。牺牲了快乐，GDP 有什么意义；很多富豪，手里拿着大把的钱，却郁郁寡欢。经济和快乐，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权也是人最基本、不可分割的权利。这一基本特点，随时间流失，而不可更改，即：人权是人生永恒不变的权利；主权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个国家的疆界，虽然不可能朝定夕改，可封疆拓土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仅以中国为例，蒙古族和满州八旗先后入主中原，南宋和大明的正统，也先后被元朝和清朝取代。南宋的主权，没了；大明朝的主权，也被努尔哈赤的马蹄践踏的支离破碎。人民呢？人民怎么办呢？如果“人权”是“主权”的附属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胞们是否该随着覆亡的朝廷一起殉葬呢？以身殉国，报效当局，否则，岂不都成了国家的叛徒和罪人了吗？或者说，今天，13多亿人当中，都是历史上大宋或大明的叛徒，因为，那些与“主权”同在的人，早随着宋明一起死掉了。高唱“主权高于人权”的人士，不妨想想，你们的祖宗，和你们想的不一样。要是他们也信奉“主权高于人权”，为主权尽忠为国家捐躯的话，哪有你们这些“狗崽子”啊。
沿用“主权高于人权”的逻辑，会带来一系列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悖论。清末，孙中山在日本、美国以及英国，利用海外势力反对清朝统治，准备革命和建立民国。他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革命行为，正因如此，孙中山才被称为革命先行者。如此评价孙中山，原因在于，大清国的皇帝和权贵集团腐败透顶，置四亿五千万同胞的人权于不顾，严重地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对孙先生的评价，采用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原则。要是反过来，用“主权高于人权”准则，清政府是当时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主权代表。孙中山所为，不就成了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干涉国家内政”了吗？果如此，孙中山就不是什么“革命先行者”，而是大清国的叛徒了。我们不能为了“奉承”和赞扬孙中山，就采用“人权高于主权”原则；为了其他人和其他目的，就改用“主权高于人权”原则。此一时彼一时、因人因时而异的评价原则，一方面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也经不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
“主权高于人权”，是一把双刃剑。双刃剑的危险，在于打击敌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更可怕的是，“毙敌八百，自伤三千”，自己遭受的损失远大于敌对一方。萨达姆非常赞成“主权高于人权”，在这一原则庇护下，伊拉克成了萨达姆的私人庄园，打击异己，残害同胞，灭绝少数民族，迫害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甚至，他对科威特的入侵，也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同一个民族的内部合并，“兄弟阖墙”，其他人管得着吗？这就是萨达姆的“霸道”。假如“主权高于人权”的原则，可以成立，国际社会对萨达姆的干涉岂不师出无名了？萨达姆之横行，哪一天才能到头儿呢？
综上，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就叫“刘五条”吧。
第一，从时间上看，人权先于主权；
第二，一个国家的主权仅仅是全体人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的“子集”，而不是“全集”；主权是全体人民同意之后，让渡给政府的结果。人权是“父权利”，主权是“子权利”，人权高于主权；
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权，是国家主权的最高目标，也是唯一目标。换言之，主权是手段，人权是目的，主权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能更好地发展每一个人所享有的人权。除此而外，主权并不拥有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却属于“国家”的权利；
第四，人权作为一个最基本权利单位，是永恒不变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却是一个权利集合，是易变的，在一定条件和时期内，主权是可以分割的；
第五，“主权高于人权”，会带来相当多的逻辑悖论。悖论证实了“主权高于人权”之荒谬；反过来，“人权高于主权”的逻辑却具有相当好的一致性——任何经不起“一致性”检验的理论，都必然是谬论；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10：00整，于北京，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