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变迁与比较:宪法文本描绘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8 次 更新时间:2012-05-11 1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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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宪法的变迁,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也随之变迁。特定社会与时代关于人的想像,既支配了宪法文本中人的形象,也支配了宪法本身的精神与风格。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最初的宪法所规定的人,主要是“身份的人”,此可谓第一阶段宪法的人的形象。第二阶段的宪法,塑造了“平等而自由的人”。第三阶段的宪法,在继续塑造“平等而自由的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至于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由于主持者长期恪守革命党的角色,因此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长期呈现出相互对抗的敌我关系。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

  

  关键词: 宪法 人的形象 身份 自由 人民 弱势群体 敌我关系

  

  一、引言:文献回顾与研究旨趣

  

  对“法律中的人”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不是一片无人涉足的处女地。譬如,黄茂荣先生就曾谈到:在法律上,“人”这个概念除用来指称“自然人”,亦即生物学上之人外,还用来指称“法人”。①祖国大陆则有学者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关于人的观念呈现出从“抽象人”到“具体人”、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的转变过程。②在日本,星野英一比较了近代民法中的人与现代民法中的人,研究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发现“在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③换言之,在近代民法中,人的形象都是“强而智的”;在现代民法中,人都退化成为“弱而愚的人”。在德国,拉德布鲁赫1927年在海德堡大学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讲的题目就是“法律中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④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要关于人的设定或想像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于这种规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已经作出了深刻而细致的描绘:1757年,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主要是“肉体的人”,因而法律对于试图谋杀国王的达米安就必须施以酷刑,其目的在于惩罚谋杀者的肉体;80年后,按照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规章,犯人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而详尽地规定下来,法律惩罚犯人的方式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严密的作息时间表来规训犯人。⑤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有了根本的变化,人主要不再是“肉体的人”而是“精神的人”,因此惩罚就转而针对犯人的精神与灵魂。

  以上概述表明,“法律上的人”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已经积累了若干针对“法律上的人”的研究文献。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法学理论界,关于宪法所设定的人的形象尚未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揭示,专门针对“宪法文本中的人”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就“宪法描绘的人”这个主题做点初步的探索:通过探寻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的变迁,揭示宪法变迁的一个侧面,阐释宪法变迁的某些规律;以中西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人的形象为基础,比较中西宪法各自的精神实质。

  

  二、西方宪法描绘的人:从13世纪到现代

  

  西方宪法的源头在哪里?作为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它的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宪法”。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认为:“宪政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700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⑥由此看来,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就应当追溯至1215年6月15日颁布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既是英国走向宪政的主要标志,也可以作为人类立宪史的源头。因此,探讨西方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不妨以这篇文献作为起点。

  

  (一)13世纪宪法文件中的人:身份的、血统的人

  

  《自由大宪章》的“序言”,是英格兰国王“致意于诸大主教、主教、长老、伯爵、男爵、法官、虞人、郡长、村长、差人、执行吏及忠顺之人民而诏告之曰……”这样的修辞与表达,揭示出《自由大宪章》所设定的人的形象———“身份的人”。在《自由大宪章》中,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人或一般的人,更不是平等的人,而是身份各异、等级参差的人。其中,国王不同于大主教,大主教不同于主教,主教不同于长老,长老不同于伯爵,伯爵不同于男爵。诸如此类的身份差异,在《自由大宪章》开篇就得到了直观的展示,甚至是浓墨重彩的强调。这就表明,在《自由大宪章》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身份上的不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自由大宪章》第1条规定:“第一,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应予自由,其权利仍旧不动,其自由权不得侵犯。英国教会所认为最重要及最必需之选举自由权,在朕与诸男爵发生不睦前,已由朕自由颁赐,凡此诏彰事实,本宪章及经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之同意者,兹一并认可之。”这个条款直接确认了教会僧侣的特权。《自由大宪章》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任何伯爵、男爵或武士身故时”的财产继承问题:“其继承人已达成年且欠有采地继承税者,应以缴纳旧有之采地继承税而享有其遗产。伯爵之继承人应缴一百磅,男爵之继承人亦缴一百磅,武士之继承人则缴一百先令。”这就意味着,其他身份的人不能适用这样的继承规则;而且在采地继承税的缴纳问题上,伯爵与男爵是一个标准,武士适用另一个标准。换言之,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同身份的人对应于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自由大宪章》第11条规定:“凡对犹太人欠有债务者亡故时,其妻应享有其寡妇财产,无须偿还该项债务。”按照这样的规定,当犹太人作为债权人时,显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除此之外,《自由大宪章》第20条、第21条、第22条还分别规定了自由民犯罪、伯爵与男爵犯罪、牧师犯罪的不同法律后果。这充分表明,不同的身份对应于不同的刑事责任。

  《自由大宪章》总计63个条款,其中多数条款都规定了特定的调整对象,不同身份的人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上存在着明显区别。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大宪章》所规定的人并非同质化的人,而是身份化、等级化的人;《自由大宪章》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为了便于归纳和对照,笔者称之为“身份的人”。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对此揭示道:“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幷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然带有这种色彩。”⑦《自由大宪章》对于人的身份和血统,尤其是贵族爵位的重视,源于古老的家族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大宪章》尽管是英国宪法的起点,但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古代法特征。

  

  (二)近代西方宪法中的人: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

  

  近代西方宪法主要是指17-18世纪制定出来的宪法文件,这些宪法文件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件有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等。

  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的“序言”部分阐述了该法的立法背景与主要目标:保护刑事犯及刑事嫌疑犯的正当权益。为实现这个目标,在接下来的正文部分中,《英国人身保护法》还详细规定了“各郡官、典狱官或其他官吏”的法律义务。譬如,其第4条就规定:“各官吏,或其属员,或管狱员,或助理员,延误或拒绝具覆者,或在上列规定各期间内不依令状之规定解送在押人犯者,或经羁押之被告本人或他人请求抄发押票或拘留状而不于6小时内依本律规定抄给者,其主管狱官应科予第一次应处罚金100镑充给各该被告或被害人。再犯时应处罚金200镑,并褫夺其任职及执行职务之权”。诸如此类的条款,几乎都是对刑事司法人员“应当怎样”、“必须怎样”作出的规定。按照这些规定,《英国人身保护法》描述的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刑事司法人员与刑事(嫌疑)犯。《英国人身保护法》通过对刑事司法人员的约束,为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权利提供了保护。

  与13世纪的《自由大宪章》相比,17世纪的《英国人身保护法》所规定的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人的血统以及因血统而产生的身份消失了。在后者中,我们看不到主教、伯爵、男爵、武士等不同身份之间的差异,对于“人身”的“保护”也不因血缘或身份的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的世界里,只有人民的自由,只有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权利,至于刑事犯的其他身份(主教或伯爵之类)已彻底淡化。概言之,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已经把人的形象概括为:一般的刑事犯,即他们是“人民”,尽管是犯了罪或有犯罪嫌疑的“人民”,他们的人身权利依然要给予普遍的、同等的保护。

  1689年颁布的《英国权利法案》第一句话就直接表明:“本法宣布人民之权利与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包括:人民可以请愿,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备有军器,可以选举国会议员,享有言论自由、财产权利,等等。这部宪法中的人,始终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人民”。由此,抽象的、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民”逐渐成为英国近代宪法所描绘的人的形象。

  1776年7月4日颁布的《美国独立宣言》记载了一些流传广泛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这段文字描写的人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平等自由的人”: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共同的权利与自由,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不可转让的,成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这些“平等自由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1787年《美国宪法》“序言”还为宪法中的人增加了一种新的角色,那就是“立约人”。这样的立约人形象进一步支持了“平等自由的人”的规定。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可能相互协商达成契约,而且在不同等级的人之间既不便于统称为“我们”,也不便于相互协商或达成契约。在1787年《美国宪法》的正文中,“人民”还转化成为平等的“选举人”以及平等的“合众国国民”。⑧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前10条———所谓的权利法案———中,立宪者所想像的人同样也是普遍而平等的“人民”或“被告人”。按照这10条修正案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遭国家侵害的自由,等等。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直接确认了“人与公民”的权利,并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按照这些规定,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

  通过考察17-18世纪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的宪法性文件关于人的规定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英国人身保护法》与《英国权利法案》主要体现了人的普遍性与平等性;《美国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主要体现为“平等自由的立约人或选举人”;《法国人权宣言》主要体现为“普遍而平等的自由人”。其中,《美国宪法》强调的“立约人”与《法国宪法》强调的“自由人”实际上是相通的:“立约”要求“立约人”必须首先是“自由人”,而只有“自由人”才可能成为“立约”的主体。作为宪法基础的“社会契约”,就是由这种“自由的立约人”达成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近代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普遍的、自由的、平等的人”,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完全描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性别、种族、阶级方面的偏见、歧视至为明显。譬如,这些宪法几乎都排斥妇女的参政权;1787年《美国宪法》对于印第安人的歧视,还明确见于第1条第2款,等等。对于近代西方宪法领域中存在的这种“名”与“实”之间的差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兹不再赘述。

  

  (三)现代西方宪法中的人:增加了“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

  

  翻开1946年《法国宪法》,我们可以发现,它对于人的形象的规定又发生一个明显的转变。虽然“人民”的形象一如既往,且“重新宣告凡人无分种族、宗教、信仰,皆有不可侵损与神圣的权利,并再郑重确认1789年之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及公民之权利与自由”。但是,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新规定:“保障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之权利”;“任何人皆有得借职工团体之行动维护其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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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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