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峰:人格立法之时代性与人格权的权利内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2-05-09 16: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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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峰  

  

  【摘要】法律人格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时代背景的变化必然要求变革人格立法以满足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需求。以罗马法为代表的人格立法向以《法国民法典》等为代表的人格立法的发展,确立了以人之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伦理性法律人格制度。这种法律上对人的伦理关怀,在遭遇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技等因素的时候,使得单纯以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人格立法不再与人的实现这一法律命令相一致。于此,个体主张其享有的人格权不应仅限于防御性的权利而应内涵积极请求权的特质。一方面,德国等国的法律实践对此态度犹豫不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因为其正当性权利要求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必须适时承认个体的这种权利主张以满足人之实现的法律命令。

  【关键词】法律人格;防御性权利;积极请求权;自决权

  

  就历史上已经发生并存在过的法律人格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看,它所关注的对象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的蜕变。第一阶段是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技术性人格立法阶段,它通过拟制的法律人格赋予无生命但对社会整体存续意义重大的家庭以参加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学者关于罗马法中的家庭具有人格的观点,见诸于梅因、黑格尔等人的论述,详细内容可参考梅因在《古代法》一书第六章“遗嘱继承的早期史”以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第三篇第一章“家庭”关于罗马法的阐释。格罗索教授在《罗马法史》中谈到罗马法早期,家父作为家庭的主权者以及家庭在罗马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和政治组织的时候,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家庭拥有人格这一观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梅因和黑格尔的观点之所以一致,可能是前者受到后者学说的启发。参见(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个体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仅表现为家庭这一人格体的构成部分,他完全被家庭所吞没,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被法律所关注[1]。第二阶段是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伦理性人格立法阶段,这一阶段立法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为个人本位[2]。因为人之为人的人格要素在这一阶段被发现并且得到自然法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力鼓吹,法律所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剧变实现了由家庭到个体的转变;个体在法律上应该享有平等法律人格的理论也得到了立法的承认;法律人格制度实现了技术型向传统伦理型的成功过渡;个体因为生命、自由等人格要素而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也实现了由自然权利到法定权利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立法趋势整体上可以归纳为:承认人之为人并尊重他人为人[3]。这种以人的实现为目的的法律观,正是近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地方。也正是这种以人之实现为目的的法律上之伦理关怀,因为现代科技文明与由此引发的整个时代背景的变化,对传统的人格立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格权特质,提出了严正的挑战。

  

  一、以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人格立法

  

  对于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个体而言,他们之所以陷入对于死亡本身的恐惧,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人对死后世界的无知,而免予物质匮乏则是逃避死亡威胁的最为基础的保障。因此,实现财产权的有效控制和利用,无疑是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接近这一目的的最为合理的措施。“凡是让人的生命延长和幸福的,都应当去做,而凡是让生命不幸福的、加速死亡的,就应当避免。”[4]所以无论是技术性人格立法阶段还是传统伦理性法律人格立法阶段,立法者都极端重视财产权的流转与取得。罗马法时期法律之所以无视个体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个人的力量尚不足以独立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自然或社会灾害,个体必须结群才能自保,对于个体而言其惟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够获得较大的生存机率。因此,注重实践的罗马法将家庭视为其调整的核心对象就再合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牺牲个体利益甚至是个别生命的行为,看似与逃避死亡、保全生命这一主题相矛盾,但这恰恰是反映了问题的实质。家庭本位的立法最终要实现的是个体在共同体存续下的生存,共同体的生存是个体存续的前提,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共同体的利益保护为重,牺牲个体以实现共同体利益在家庭本位立法环境下具有正当价值。但是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存在,个体对于世界的能动性也不会永远使社会无动于衷。社会发展与日渐凸现的个体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必然导致个体主体地位的增强,这要求法律承认并保障个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主体地位。另外,个体获得法律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之理性的发现。人因为理性发现所获得的自信促使他思考自身以及其所处的环境,这种思考的成果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文明的发展反过来嘉惠于理性之个体。文明与理性的发展使得两者呈理性的互动态势,这种互动最后一方面导致社会获得了大发展,同时也促使个体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

  因为个体对他在获得法律上独立人格之前所曾经历的痛苦记忆,包括法律给人以非人的待遇,特别是对于个体生命的任意践踏和剥夺,使他们在制定法律时尤其强调对生命本身的法律保障。个体的这一要求反映在法典编纂上,首先就表现为他们对于财产权的坚决态度,即所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前者是出于对财产权“静”的安全的考虑,后者则是从“动”的方面考虑财产权的自由实现。当然仅仅通过财产权的保障以保护个体的生命安全还远远不够,如何实现在财产权以外给予生命以更为充分的保障也被审慎考虑,这种考虑的结果因为法典编纂者所处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

  在《法国民法典》编纂者看来,生命等人格要素具有自然权利的神圣性,因此不得将它们降格为法定权利而规定在民法典中,法典所需做的工作仅是对于侵犯生命等人格要素的行为以法律上的规制。《德国民法典》秉承了启蒙主义以来关于人之尊严的思想,同时它受到康德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康德思想斩断了人格要素同自然法以及自然权利的哲学纽带[5]。他一方面认为以人为目的的法律应该对人之为人的人格要素以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目的,以这一绝对前提为基点,他坚决否认人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6],包括反对自杀[7]。继承康德思想而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有直接影响的萨维尼,也担心在制定法中规定关于个体对其人格要素的一般权利会导致自杀权的产生,因此他仅仅支持在制定法中对人格要素需通过具体的保护性条款予以保护[8]。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立法模式,都在给予“生”以特别关注的同时竭力避免“死”,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

  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格立法,在本质上都是以生命的维系和保全作为共同追求,只是实现的手段大相径庭罢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人类历史都是以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为前提,关注生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前述法律实践只不过是这一现实情形的真实反映而已。但是,任何存在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亡,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自然规律。人类很早以来就意识到死亡的威胁,并且他无从知晓死后世界的危险程度,这种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安全感的缺失,促使人力图延缓并尽量避免死亡的到来。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他们可以通过运用自身的理性在现世实现美好生活。即使现世生活无法兑现美好生活的预期,但如果现世生活的苦难可以减轻或消除未来在彼岸世界的痛苦,则个体宁愿承受现世的苦难而不愿将自己交由死后未知命运的审判。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此岸世界的相对确定性所带给人以心理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体对于彼岸世界的无知和恐惧[9]。因此,伦理性法律人格立法将生命等人格要素奉为圭臬,也可能是理性之人为避免死亡所作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因为人自身的不可侵犯的人格要素自身的要求。

  

  二、个体新权利主张背后的社会背景分析

  

  传统人格立法将生命的保全和促进置于关注的焦点,实质上是具体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性产物。因此,如果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则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亦应及时调整,以体现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在新时代背景下之主体的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分析现代社会中个体因为自身的完满实现而应当享有之人格权利的内容,应当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因为个体的法律人格本身是其所处之时代背景的一个结果,如果未能清晰确定时代已经实现和将要面临的变化,则必然无法确定个体的相应法律人格,由此个体也必然无从向法律主张相应的人格权利。这样,问题的重心将转移到关于个体所处现代社会背景的历史考察之中,借此审查传统伦理性法律人格相较现在所发生的变化,以检讨当下法律关于人格立法的得失,并重新确立个体对人格要素所享有的权利。那么,我们时代所发生的对人格内涵的变更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什么情形呢?

  在21世纪的现代人看来,影响当代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莫如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来袭。发端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以原子能技术、生物技术、高技术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科技席卷全球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并继续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10]。这些影响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科技的深入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它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使人生活的外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优越。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断言人类已经免于物质资源匮乏所带来的恐慌,但是,现代社会确实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它为人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更为坚定的确定性。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因为人类活动所发生的链式反应反作用于人本身,它在影响人所处的物理环境进而作用于其物质需求的同时,还深刻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就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因为自然科学,它藉以成功的思维方式必然同时影响人在精神层面的思维方式;就人的思维内容来看,人精神活动的内容必然以外在世界的活动成果为基础,或者以之作为反思对象,或者以之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基础所在。

  上述现象在生命科技的实践领域可能更加典型,而生命科技对于个体人格要素的影响尤为明显。关于生命科技的实践,可借用克尼佩尔(Knipper)的观点,即“人集中全力研究自己的身体、让别人研究自己的身体、去完善身体,在客观意义上,如同一部功能良好的机器,使得自己的身体富有成效,在认识到‘工具匮乏’时,就其生殖能力以人造工具强化自己的身体。”[11]生命科技在实践科技征服世界、造福人类这一使命的同时,也突入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禁区。一方面,生命科技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因为它的介入使得个体生命的保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充分,人关于“生”的欲求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实践更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与价值无涉,因此个体仅仅是生命科技观察及作用的对象。生命科技的思维逻辑是:作为对象的身体健康运行是生命科技的目的,生命科技以身体本身为研究和实践对象,通过不断深化其对身体的认识来确保发生故障的对象能获得最大的修复。如果截肢断臂、移心造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这一目的,那么,它会通过这些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当生命科技将身体本身的健康运行与个体生命无原则的尽可能的延长相混淆的时候,生命科技本身的价值无涉立场却导致了它的实践在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伦理道德争论。

  在康德(Kant)、萨维尼(Savigny)的时代,器官移植等现代生命科技所带来维系生命的手段可能无法可想[12]。出于维护人的尊严以及保证人格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的考虑,康德思想拒绝了将个体本身视为可予处置的任何行为,即使个体自身,他也仅仅是自身的主人而不是自己的所有者[6]。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自愿处置身体的构成部分以及任何自杀行为,在康德看来违反了理性人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13]。受康德思想影响的《德国民法典》等法典,据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明确界定了人对其各人格要素所享有的法益及行使尺度[14]。但是,在生命科技的发展已使器官移植等成为可能的情形下,这种视人格要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因任何原因而被处分的理论愈来愈受到批评和质疑。

  事实上,个体在特定情形下积极行为以实现其人格利益的理论与实践,已经突入了康德以来将生命等人格要素,视为绝对不容依个体自由意志以积极行为来实现的理论阵地,器官移植等直接关系人格要素的行为已经获得法律上的支持。但是,即便是这样,近代以来的人格理论传统以及受其影响的法律实践,仍然坚守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请求他人协助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典型的如法国关于受害人同意作为免责条款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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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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