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红生: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2-05-08 1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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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红生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使国际法装备了“牙齿”,降低了其“弱法”性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强制力的保障。其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突出和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增强了国际法整体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和实效。假如能够突破和超越诸如“合法性受质疑”、“缺乏普遍性”和“选择性司法”等局限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实现国际法治。

  【关键词】国际刑事司法;国际正义;国际法治

  

  近年来“国际法治”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是究竟何为“国际法治”,国际社会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对“国际法治”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国际法治”这个词语在国际讲坛上却不胫而走。实际上,对于这个词语,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解读者,都至少是在国内“法治”的意义上作比照理解。在不赞成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看来,当今国际社会仍然是“丛林法则”盛行,弱肉强食,没有任何平等可言,谈论“国际法治”无疑过于“超前”和“奢侈”。而在赞成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看来,“国际法治”至少是国际社会应当为之努力的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而且,自近代国际法诞生以来,国际社会至少已经迈上了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本文无疑是取后一种态度来使用“国际法治”这个概念的。

  在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国际法治的艰难而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国际刑法”是指“国际社会中调整国际刑事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是“包含国际刑事实体法、国际刑事程序法、国家间刑事合作和国际刑法实施机制的一个综合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2]而在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中,最近20年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自1993年5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7(S/RES 827)(1993)号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在国际社会中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本文旨在探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国际法治,同时尚有哪些局限需要突破。

  

  一、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及其主要原因

  

  在历史上,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一直与战争本身相伴,通过国际刑事审判来惩治国际罪行的想法也由来已久。然而,严重违反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屡见不鲜,而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却几乎付诸阙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曾提出审判和惩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 of Hohenzollern)以及其他战犯的设想,战争结束后缔结的《凡尔赛和约》也规定了把威廉二世及德国军队中严重破坏战争法规者交付国际法庭或混合法庭审判。[3]对此,德国学者韦勒教授评论道:“在国际法中,这是第一次在一部国际条约中明确承认了个人的刑事责任。”[4]

  真正开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先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审判。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纽伦堡、东京国际刑事审判实践,对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刑法的真正起点。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Ⅰ)号决议一致确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50年根据大会第177(Ⅱ)号决议,编纂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判决所包含的7项原则。

  由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在联合国建立不久之后,世界迅速陷入冷战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尽管“没有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但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允许各缔约国在国内执行这一公约,在境内对付由本国国民或由外国人所作的灭绝种族行为。”[5]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次重大国际刑事审判结束到1993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设立,其间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例如美军官兵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米莱暴行”(My Lai Massacre),但是受国际政治制约,国际社会对此却束手无策,使大量违法犯罪行为逃避惩罚,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6]

  从1993年5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7(S/RES 827)(1993)号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开始,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如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东帝汶混合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和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连续设立了7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这在发展相对缓慢滞后的国际法领域里,无疑是个突出的例外和重大的突破。在此宏大背景之下,国际刑法的活动空间扩大,受理案件增多,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作用和影响逐渐上升,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积累。

  为何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休眠”,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陆续出现,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使国际刑法突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概括而言,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迅速兴起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持续多年的冷战格局结束,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制约因素有所松动,意识形态的影响降低,各国在促进国际刑法发展和借助于刑法手段防止和惩治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等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合作意愿。例如,1998年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迄今已经达到116个国家。[7]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比较,国际刑事法院不是战胜国为战败国设立的,而是国际社会为所有国家设立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政治伦理层面缺乏“正当性”(legitimacy)的难题。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意愿还突出表现在某些个案中,例如,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审理的第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塔迪奇就是在受德国国内法庭审判时应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请求而被移送到荷兰海牙受审的。

  其次,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8]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变化进程,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变化进而对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近20年的国际刑事司法活动既打击犯罪被告人,又进一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减少了国际刑事司法活动的阻力。例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均规定可以对被告人适用死刑,但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死刑均已被废除,最重的刑罚是无期徒刑。《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24条(1)、(2)规定:“审判分庭判处的刑罚只限于监禁。审判分庭在决定监禁期限时应查考比照前南斯拉夫法庭适用的徒刑惯例。审判分庭在判刑时应考虑到像罪行的严重性和被定罪者的个人情况这样的因素。”[9]国际刑事法院对被告人最高可判处30年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或考虑到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也可判处无期徒刑。[10]

  第三,建立特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宗旨在于追究发生在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些当事国主要为小国(如南斯拉夫)或者弱国(如卢旺达),不涉及大国利益,因此相对而言阻力较小,障碍较少。但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上,就遇到来自某些大国一定程度的阻力。国际刑事法院潜在的、对大国的管辖权实际上又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权的制约,各主要大国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他们不用担心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会损害其利益,但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仍对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表现得颇为审慎、消极。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目前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国际司法机构,然而受制于其基本文件,每个国际司法机构在宗旨和职权范围方面都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合法性更多地体现在其保护的客体的极端重要性和惩治的对象方面,即防止和惩治从根本上侵害和动摇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福祉的战争罪等核心罪行。

  在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因“打击犯罪”之名就使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具有合法性吗?为此,我们必须从更高的政治伦理层次寻求答案。国际社会在结构方面固然与国内社会不同,但是国际法追求的终极目标却是与国内法相同的——和平秩序。奥地利国际法教授菲德罗斯认为:“法律(秩序)与和平之间这种不可分解的连结引起了奥古斯廷作出这一著名的定义:和平是有秩序的和合。和平是在秩序中的和合,因为秩序导致和平。”[11]教皇保罗六世也指出:“如果需要和平,那就从实现正义开始努力。”[12]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韦勒教授也主张:“国际刑法是各国社会的刑法,功能是保护这个社会的最高法律价值。国际刑法保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福祉(well—being)’,这些是国际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福祉这三种受保护的价值,是不能严格地相互区分开的。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两个处于国际刑法心脏中的国际社会的价值,同时也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13]有学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曾在re List and Others案里将国际犯罪定义为:“一项国际犯罪是被普遍认为具有犯罪(criminal)性质的行为,它关乎国际社会的利益,并被认为不能完全属于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能行使排他性的管辖权(exclusive jurisdiction)”[14]的行为。

  除了从保护利益的层次和最终目标考察国际刑法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合法性,从全球各国法律层面分析其合法性恐怕也是一种有益的思路。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2—24条明确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法无明文者不罚”(Nulla poena sine lege)和“对人不溯及既往”(Non—retroactivity ratione personae)等“刑法的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德国学者认为“这些规范是与习惯性国际法相一致的。”[15]由于各国刑法所包含的大部分原则、规则都可以互相通约,所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能够摆脱“无法可依”(non liquet)的困境。例如,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检察官诉埃尔戴莫维奇案”中,法官们为了准确把握被告人提出的“由于胁迫和上级命令引起的紧急避险”能否成为完全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理由的问题,仔细查考了包括中国刑法在内的各国刑法中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阐释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法律意见。这一个案从法律内在发展的角度表明,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还植根于全人类法律文明的沃土。

  

  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和发展对国际法治的促进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及其司法实践,对国际法治进程产生了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其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刑法的形成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实践,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使国际法效力和实效明显增强,也使违反严重国际法的行为产生实在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进而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有强制力的制度保障。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在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推进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领域或空间会走向法治,从而国际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将不断提升。”[16]这种变化对于国际法体系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质变”。长期以来,普通公众甚至是法学专业学生在国际法的法律性质问题上都倾向于赞同“国际法否定者”的观点,但是由于国际刑法的介入,使国际法具备了明显和实在的强制力,国际法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法肯定者”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加强和突出了国际法的刑事制裁功能,[17]而这一点在国际人权法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德国国际刑法专家韦勒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一种结果,国际刑法和人权法两者都已经实现了各自的突破。在个人作为主体的地位方面,国际刑法和人权保护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单个的个人成为国际法上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接受者,而其中的义务就包括了对各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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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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