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富强:国家举债权与宪法基本权利之关系——以经济自由权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12-05-08 10: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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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富强  

  

  【摘要】经济自由权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它是指市场主体的营利动机、意志及其行为的客观化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护,并排除公权力恣意侵犯的一种能力或资格。它最初从财产权发展而来,但其又比财产权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经济自由权是公民租税义务之对价,对它的长期尊重和保护是一个国家大规模行使举债权的前提。反过来,国家举债权的行使对经济自由权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侵害后果。因此,为了趋利避害,必须对举债权力实施控制。

  【关键词】国家举债权;经济自由权;相互关系

  

  国家举债权是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筹集资金的权力。布坎南认为,国家举债不仅是国家利用货币发行权而配置、调剂税收征收周期的一项权力,而是一个实质性税收。“政府的举债权是一种创造动产的权力,它使政府承担着未来周期如数偿还这种资产(政府债券)持有人的义务,这笔还债的钱很可能来自未来周期征到的税。”[1]在凯恩斯革命之前,国家举债权一般只在战争时期为筹集巨额的战争经费而行使。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达成共识之后,市场失灵以及政府有宏观经济调控职责逐渐被各个国家所采行。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举债权再也不像自由放任主义时期的那样只在战争时期行使;既使在和平时期,为了拉动“有效需求”、达到“理想的”就业率和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往往也采取赤字财政、大规模行使举债权、扩大政府投资。如果出现经济危机时,政府更是把举债权的行使作为政府“救市”的一个法宝。

  在大规模公债发行的现实背景下,学者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债发行、使用、流转以及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也非常深入。然而,从政治学、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的层面上对国家举债权与宪法、宪政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涉及。其实,国家举债权的行使与民主、人权及法治等宪法基本理念和制度均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本文就以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定律—经济自由权是公民依法纳税之对价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国家举债权与宪法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建构我国对举债权滥用的宪法控制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一、经济自由权—公民纳税之对价

  

  (一)经济自由权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

  在西方传统的宪政理念中,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提出消极自然权利对国家宪法契约的限制,其中私人财产权是该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可是,对于财产权的内涵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认识不仅相同,而且在英美法系中,人们对财产权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财产权方面的传统立法均存在一定的误区。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立法中,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物、财产常常不加区分,通常都在不问的意义上使用。这在理论土造成了以下存在至今的误区:一、物即财产;二、财产权是对已有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三、财产权可分离出新的权利。……大陆法系上述三个误区导致了物、财产和财产权概念运用上的混乱,从而忽视了财产权实际上表现为一系列独立的、完整的和平行的具体财产权利。这决定了大陆法系物权法理论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即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受物和所有权框架的约束,对于不涉及‘物’和‘所有权’的财产权利,或者是纳人依附地位,或者无法调整。英美法系也有具体物和抽象物的入划分,因而在‘物’与‘财产’的关系上也存在混乱现象,但是这并不说明英美财产法也具有同样的局限性。”[2]由于英美法系的具体物和抽象物在被主体拥有时,没有主次之分,抽象物被视为基本的财产权利,而不是依附于所有权;而大陆法系则是在所有权之上构建他物权制度的二元物权框架。因而,在英美法系,“这样抽象物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财产权利主体可以根据用途任意选择其类型,其功能也可以相互结合。可以说,抽象物的基础地位与所有权平等的地位,使英美法系绕过了上述误区。”[2]由此,大陆法系的物权制度出现了以下几个困境:一是关于股权、法人财产权性质争议;二是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模糊;三是信托业的日益发达等。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物的利用价值和功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其实,利用是财产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没有利用,就没有物的归属本身,或者归属就失去意义。

  大陆法系财产法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涉及一个深层次问题:财产法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英美法系注重财产权的使用价值胜过它的抽象支配功能。英美法系的学者及法官均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现代英美法学者普遍认为,财产的法律概念就是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利,这种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通称为‘自由’”[3]“从人类繁荣的观点看,正如爱德·兰德所说的,‘财产权是一种行为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对物的占有权利’如果一个人想要其生命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兴旺发达,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拥有对生产行为的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财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理论关注的应该是正当地利用机会,而不应该是东西或物品”[4]

  如果我们再从美国联邦法院对“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含义在1872年的屠宰场系列案到1897年的阿尔热那案的变化,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经济自由权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在1872年屠宰场系列案中(Slaughter House Case)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中财产权和自由权两个词的含义时,为了避开对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的干预,将财产权解释为对有体物的使用权,而不包括交换价值。但是以菲尔德、斯韦恩法官为代表的少数却反对这种对财产权的解释,菲尔德法官认为奴隶制就是人身强迫,奴役制就是经济压迫;斯韦恩法官认为,“财产是任何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而财产权包括了根据所有者意志对其进行处置的权力。劳动力是财产,因此应该获得保护。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对生命和自由权的保护”。自由权被界定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这种交换价值的权利。可是在该案中该观点并未被采用。此后,少数派观点逐渐影响最高法院,终于在1890年明尼苏达费率案( Minnesota RateCase)中,最高法院自己开始过渡,将财产的定义从仅具有使用价值的有体物改为任何事物的交换价值[5]。在1897年的阿尔热那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彻底完成了对财产权和自由权内涵的宪法解释。除了将财产的定义从有体物界定为对物的交换价值以外,还把进入市场的自由权加入其中。由于进入市场的权利是交换价值的最集中体现,因此,它比交换价值本身更重要。该案中,法院认为,“该(第十四条修正案)提到的自由权不仅意味着公民免于人身自由限制的权利,同时也被视为包含了公民的其他权利,如自由享受其全部资质能力自由地以所有合法方式运用才能;在他愿意的地方居住生活;以任何合法职业谋生寻求实现任意谋生或职业,并为此目的签订对其成功实现上述目的有益的、适当的、必要的且重要的一切合同……是第十四修正案保证的自由权和财产的基本部分”[6]至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完成了对财产权和自由权内涵的宪法解释。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解释历史,可以看出,经济自由权已经被联邦宪法法院逐渐揭示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宪法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

  即使追溯英美法系普通法历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普通法财产权关注的重心在于财产的利用,而不是有体物的本体的保护。“回到普通法对财产的定义,它将财产看作为供所有者使用而持有的有体物,由此,我们发现即使在这种最原始定义中,财产真正所着重强调的,也不是有体物本身,而是对有体物期望的使用,也就是与该物相关可以开展的各种活动。”[7]

  总之,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像财产、价值、资本、资产、自由权和意志这些词汇可以被看做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意指同一件事。”[7]我国有学者认为,“财产权概念和体系不应受公法和私法的限制,而是一开放而包容的权利体系。”[2]笔者认为,她所提出的财产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正确的。财产权确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已经打破公法、私法的保护的界限,例如,现代国家一般都授予公民“新财产权”—社会福利权利。这已经不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了,而是它的积极行使。因此,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雷认为,“财产权的概念已经解体。”[8]

  笔者认为,从上述大陆法系的缺陷和英美法系的所谓“财产权概念的解体”可以看出,宪法关于尊重和保护财产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不在于保护私人财产本身,其核心内涵应该是公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自由权。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首要的是交换中的权力,购买力,或谈判力,亦即经济权力或简称权力。另一个则是对机会的选择,即在被选项之间进行选择,或简称机会。”[7]经济自由权虽然从财产权概念孕育而生,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使传统财产权概念无法涵盖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们关于各种经济利益的主观权利诉求,这种权利诉求即是法,“法是反映社会主体在社会经济关系运行过程中形成的需要和利益的权利要求。”[9]随着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人才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财产,因此,我们认为,用经济自由权的概念替代传统财产权的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体各种主观权利诉求,可以避免传统财产权概念的统摄不足的弊端,比较客观地阐释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法的现象。于是,经济自由权就从传统财产权中扩张而来,它虽然起源于对财产权概念系统的阐释,但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之逐渐超越并包括传统财产权的实质内涵,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础性权利,也是一个宪法基本权利。关于经济自由权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包括“创设自由,竞争自由,消费自由,合同自由和结社自由”[10]有人认为包括“合同自由,竞争自由,职业自由,人员流动自由”[11]。欧共体在其条约中,将经济自由权概括为物资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以及服务与开业自由。我国学者张千帆认为,“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基础性条件,尽管在很多国家将其内含于财产权之中,但是现代国家都纷纷视为独立权利给予关注。”[12]虽然大家对于经济自由的内涵的理解有个别差异,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经济自由权其实就是对市场主体的营利动机、意志及其行为的客观化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护,并排除公权力恣意侵犯的一种能力或资格。

  (二)经济自由权是公民纳税之对价

  “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租税国家。宪法借由基本权及法治国原理所保障之私有经济体制,其存在有赖于国家财政需求有税收供应,不必牺牲经济自由,故纳税义务为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体制之代价。”[13]因此,经济自由权也像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是附加义务的。经济自由权所附加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税收。严格意义上讲,税收就是租税之对价,国家一般不再参与经济营利行为,而是让市场主体自己充分行使经济自由权而获取经济利益;国家只是从市场主体的盈利中抽取一部分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成本或费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征税客体有所得、财产和商品;其实,无论是个人所得,还是企业所得,都是通过自由经济行为所获得的。如果没有自由的经济行为,所得就是不存在的。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倒卖国家控制或限制的物质,是一种被国家所禁止的行为,没有这些营利行为,就不会产生所得。财产和商品除了一些自然存在的天然物质以外,其最初都必须依靠人们的劳动才能取得。虽然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是不完善的,但它说明了绝大多数财产的来源。因此,国家税收课征的对象严格来说,都是对自由盈利经济行为的课征。

  对于租税是经济自由的代价,卢梭曾作过自己的解释,“正是由于商业与工艺的扰攘,由于唯利是图,由于柔弱而贪图享受,人身的服务才被转化为金钱。人们拿出来自己的一部分收益,为的是可以更安逸地增加自己的收益。出钱吧,不久你就会得到枷锁的。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在城邦里是不知道有这个字眼的。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14]台湾学者葛克昌认为,“税者,非国家对私有财产权之分享,而系对财产权人经济利用行为所得盈余之参与分配。宪法财产权保障,多视为传统自由权,而非私有之所有物予以国家保障,故私有股票、证券、不动产,国家并不负保障其原有价值,国家只有保障其得使用、收益、处分,不受公权力不必要之干预。故宪法上财产定义,非指不受国家税课之经济财,而指财产权人之行为活动空间。”[15]也正是由于国家税课的主体是经济利用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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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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