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所有制领域仍需思想大解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1 次 更新时间:2012-05-05 14: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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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 (进入专栏)  

  

  邓小平说得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因为,中国的“左”实质上是右,是僵化、保守、倒退的代名词,所以也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但他可能没想到,这种“左”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护身符,这就使反“左”更为必要了。

  在所有制问题上,目前我们面临的“左”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误将邓小平的某些阶段性策略话语视为普适性的合理学说,对于邓小平的真实思想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以至于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前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状态。二是虽然未必相信这些阶段性的策略话语是普遍真理,但因不了解邓小平的真实思想,所以不敢支持学界的探索和突破,以至于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享有应有的合法性和可用性。这主要是管理部门的问题。三是抓住邓小平当年不得不说的策略性话语,竭力对邓小平理论做“左”的解读;或者是直接从“左”的方面肆意歪曲、丑化和否定邓小平理论。四是囿于某种局限性,继续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采取严重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加以否定。这种现象甚至在某些思想较解放的学者中也存在。

  目前所有制领域的“左”倾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方面,它们的束缚仍然是很大的,这就使该领域仍然需要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是“左”倾保守思想的最大克星。邓小平理论中鲜为人知的前沿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实践指导意义和政治突破意义。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着力发掘这些宝贵思想,然后再来继续前进。

  

  一、“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公有制为主导”?

  

  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已占GDP65%以上,其他指标所占比重就更高,但在这时仍讲“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历史惯性在起作用,也是未能深入、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在长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只是一种很积极的阶段性策略。从历史上看,“主体、补充论”原本是“八大”前后刘少奇、陈云提出的用于纠正过度公有化错误的应急之策,当时的含义是公有制占90%以上后,可以留下百分之几的私有制经济为补充。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理论,没有任何理论家提出和证明公有制何以必须占90%以上,而不是只占51%以上就够了。这就给邓小平利用这种提法重新恢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留下了很大余地。所以,每当发展非公经济可能引起或者已经引起较大争议时,他就特别强调“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以此安抚人心,抵制反对声浪,促进和保护非公经济的发展。从实践效果看,这一招确实很灵验。

  但邓小平也深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并不是49%,而是更多,所以,早在1984年他就在中顾委会上说:“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 [1]显然,这既是安慰,又是暗示:进入21世纪后就不能保证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了。

  实际上,从邓小平的全部有关论述可知,他的策略就是以“主体论”克服“割资本主义尾巴”论,进而以“主体论”的实践化解“主体论”之本身,从而恢复《共同纲领》的立国精神,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左”倾思想普遍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中,无疑是一种很高明的政治策略,理应予高度评价。

  但“主体论”毕竟又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不允许非公经济超过50%,一旦超过就不再是“公有制为主体”了,这就使之必然会在一定阶段上变成新的“紧箍咒”。于是,善于“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邓小平又提出了它的替代方案,这就是“公有制主导论”;他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 这是1985年提出的。

  实际上,公有制“主导论”才是真正符合辩证法的。改革开放后流行起来的以“主体规定性质”论证“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则根本就是一个哲学乌龙。翻遍《矛盾论》,其中根本就没有“主体”这个词。那里所说的“矛盾主要方面”只是指“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3]所以,辩证法主张的是“主导决定论”,而不是“主体决定论”。“主体”实际是指数量上占多数,“主导”则是指力量上优势。毛泽东曾经明确表示,数量上占多数未必力量上优势,力量上优势也未必数量上占多数。这才是符合实际的辩证法。毛泽东还曾多次称赞邓小平懂辩证法。所以,邓小平提出“公有制主导论”,这在哲学上是成立的,而且它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占多数,意味着可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这也正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经济原则。

  进一步看,以“主导论”取代“主体论”也包含在了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再认识之中。比如,虽然他在南方谈话中依然在用“主体论”说服人,但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那段论述中却又已经包含了“主导论”。在那里,他把“革命”明确地限定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大革命,并未包括“三大改造”。他又明确了这个革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已经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了,而不是通过“三大改造”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表明,他深切地认同建国初期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认同其中所包含的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他同时又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不够格,。

  详尽的历史考证还表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而不是直到1992年才提出的。这一思想可以上溯到1977年,甚至1975年就有迹象了,而且可能在“邓小平小道”上就有了。这就进一步表明,他曾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只是阶段性的策略原则,这个阶段结束后就要遵循“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新原则了。

  由此,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还表现在,他对“三大改造”的总评价实际是:照搬外国模式,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说,本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但革命胜利后又很快照搬了阻碍生产力的外国模式,这才需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从根本上重新解放生产力。在这种认识框架中,他对“三大改造”的肯定自然也就仅限于其中属于《共同纲领》范畴的少量内容。如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就在抽象肯定后只是具体地肯定了“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即肯定了以农民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4]并未肯定土地集体化这个核心内容。他甚至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5]这就已经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对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直接肯定了。而总体上否定“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左”的思想传统仍很深厚,邓小平对于“三大改造”的错误只能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逐步纠正。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抽象肯定的策略性用语就逐渐淡出了。从1986年起,他停止使用了“社会主义改造”一词。从1990年起,他又停止使用了“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几个词。以至于南方谈话更是在毫无策略性语言掩饰的情况下把“革命”的内涵仅限于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了。这时就差更加直截了当地把他的新的历史认识和盘托出了。

  但到南方谈话和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时,“以公有制为主体”仍然是客观现实,以“主体论”安抚人心也仍有其必要性,这就使直接以“主导论”取代“主体论”的时机仍未到来,因而在整体上公开重评《共同纲领》和“三大改造”的时机也未到来。

  但邓小平曾经说过,《邓选》第三卷“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来不及推进的历史进步事业理也应由后人来完成。目前非公经济已占GDP65%以上了,这就已在事实上否定了“主体论”和“三大改造”,所以相应地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时机也已到来了。在这时,以邓小平的策略性语言抵制这种思想转变就是“左”,而根据他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深层改革思想推动这种思想大转变,那才是真正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也才是真正实践“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二、“以国企为主导”还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

  

  明确了应当“以公有制为主导”之后,究竟什么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这又是一个需要深究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深层改革思想也极具思想解放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以国营经济操纵经济命脉”的思想来自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它的合理性在于主张以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经济成分主导整个经济,以便避免两极分化,实现较快发展。它的局限性则在于误信国营经济的效率和公平,所以实践结果也不理想。但延安时期对于未来国营经济的定性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当时并未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导”。[6]

  建国初期的“以公有制为主导”则是指:“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共同纲领》语)这里加上了“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这就比过去的范围宽泛多了,实际是已有国有化的倾向了。

  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虽然重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导”,但他并没有重申“以国营经济为主导”。虽然他说“企业改革, 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7]但在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国企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以大中型国企为主导”。虽然他还说过“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但把大中型国企与乡镇企业相并列本身就是没把它们视为主导力量。更何况他接下来又说“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言外之意大中型国企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从他的有关论述可知,他这实际是说国家的社会主义再分配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还说过大中型国企“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8]但这还是应然,不是实然,还是“求证”,不是“证明”。他对此抱持谨慎的态度,并未最终认定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谨慎已在今天得到了充分回报,一切已在不言中、

  进一步看,讲“主导”就要明确主导什么和谁主导?对邓小平来说,他所谓的“主导”无非是主导两件大事:一是主导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二是主导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著作表明,在前一个方面,他实际是越来越靠市场机制,靠农民私人经济、城镇非公经济和三资企业,靠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也在某种阶段和某种程度上靠“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再是首先靠国企。

  在后一个方面,他实际是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先富带后富”的极大效用,是平时的社会主义再分配和按劳取酬,是先富群体的经济活力带来的经济增长为未来的再分配创造物质基础,是适时适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是靠这些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再是首先靠国企达到这种目标。

  诚然,他也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9]但他并未说过,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避免两极分化并不等于实现共同富裕,它也可能只是保持了普遍贫困。

  “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比“避免两极分化”更积极的努力。而当邓小平讲到共同富裕赖以逐步实现的经济制度时,他所讲的就都是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了。他在谈到实现小康时说:“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10]在谈到实现小康后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时又强调:“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1]在谈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时又说: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所以“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将能实现“共同富裕”。[12]这就表明,在他看来,从实现小康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始终都要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不是依靠公有制。

  也许有人会认为,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所以邓小平强调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并无新意,实际仍然是靠公有制。但这实际只是想当然的解读,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初期也曾比较重视基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但从1988年起,他就再也不提按劳分配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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