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欧阳静:论熟人社会面子

——基于村庄性质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6 次 更新时间:2012-05-04 17:25:01

进入专题: 面子   熟人社会   农村   区域   社会变迁  

桂华   欧阳静  

  

  摘要:中国人的面子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建立在熟悉感、亲密感和预期基础上的,通过面子不仅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和责任的自己人关系,面子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目的,包含工具性与价值性二重属性。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差异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论基础。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局部性变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关联。

  

  关键词:面子;熟人社会;农村;区域;社会变迁

  

  一、提出问题

  

  林语堂[1]称面子、命运和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面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人不得不在它上面花功夫,甚至为其所累。从事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已进行过广泛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以及面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等有重要的意义。既有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面子的内涵;二是面子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是如何完成的;三是由面子这种互动方式所建构的中国人行为模式与社会结构。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戈夫曼“演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述社会互动参与者通过扮演符合规范的“角色”来获得面子的过程及其策略技巧问题[2]。在中国社会中,面子不单是完成互动过程的一种手段,对于中国人而言,维护面子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即常言的“为面子而活”。因此,单单将面子作为一种行动策略来进行技术性分析,很难达到对中国社会面子现象的深刻理解。目前,具有社会科学本土化抱负的研究者们,在研究面子问题上,都注意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独特性。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或建构模型[3]”,这样的研究取向必然是将中国面子现象抽象化,丧失了其本土化追求意涵。

  产生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面子现象的实证研究。“面子”是一个较为口语化的概念,其内涵是丰富而模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果你不去想它,则它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且确实运作着,然一旦你思索它时就会开始混淆起来,想的愈多,混淆得愈厉害[4]”。有学者尝试将“面子”提炼成为一个本土学术概念,这样尽管避免了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时出现的“词与物”的分离,但又陷入“面子”作为一个日常模糊性用语所带来的困难。实际上,研究面子现象时,要尽量避免从概念上对“面子”进行抽象地界定,也不需要有意地通过参照西方学术概念来探讨“面子”的本土性。面子作为一个日常现象,它的含义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的,由此造成了“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因此,研究面子问题,一定要回归到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去。

  基于上述反思,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有意地考察了农民的面子观与乡村生活中的面子现象。调查发现,发生农民之间的面子行为,其过程和意义是延伸到具体行为之前和之后的,有没有面子以及有多大面子是与行为者在村庄社会中的具体处境相关的。并且,不同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导致了农民面子观的差异。本文在从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探讨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面子是如何生产出来,并从面子的角度揭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

  

  二、熟人社会面子的二重性

  

  在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代表着行动者对于角色的认知,面子类似于“印象”,维持面子是为了保障每一次单一的、偶然的社会互动能够顺利完成,对面子现象的分析,侧重于其策略性和技巧性。西方社会学微观理论所分析的面子,是人类社会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中国社会的面子具有特殊的含义,面子也可以称为情面或者人情。费孝通先生精辟地分析中国乡村社会人情现象:

  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与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5]。

  在中国社会生活语境中,面子不是在偶然的、孤立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和积累的。如果说任何社会行为都包含着信息传递和角色认知意义上的面子(印象),那么中国日常生活中的面子行为则是建立在行动者间熟悉感、亲密感与相互预期的基础上。

  中国乡村社会也被称为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生于斯、死于斯”空间中,村民互相知根知底,并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建立了“痒痛相关,有无相通”的亲密感,并且这样的关系是要长期维持的[6]。所有与面子相关或者相近的词汇,比如“人情”、“情面”、“脸面”、“恩情”等,都是熟人社会所特有的。可以认为,面子的基础就是熟人社会。在与熟人社会相对的陌生人社会中,“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情感,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7]”,人们是按照法律和契约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并且尽量避免中国人所讲的“情分(面子)”。这里就可以将中国社会中面子的含义与西方社会面子的含义区别开来,比如,在中国社会一个人很能“跑关系”,可能会被看做很有面子,而在西方社会中,作为一个“公民”,按照法律规范办事则会被赞同而获得面子。

  中国熟人社会的面子具有以下二重属性:

  (一)面子的工具性

  在熟人社会交往中,面子相当于一种投资手段,能够维持社会关系稳定性并增加社会关系的厚重度。在中国社会中,交往的社会关系可以区别为三种类型:自己人、熟人、陌生人。所谓自己人关系是指,相互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具有“我们感”;所谓熟人关系是指,相互之间认识,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点头之交”;而陌生人关系并非指那些不认识的人,而是指在交往中碰到的相互之间不太熟悉、甚至是有利益冲突的人。在陌生人关系中,一般是按照原则办事,以谋取最大收益为目的;在熟人关系中,会包含一定的信任与情义成分,但相互之间并无高度的责任和义务;在自己人关系中,相互之间高度信任,高度期待,形成了连带性。

  在中国熟人社会交往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遵照内外有别的原则和特殊主义逻辑,选择不同的交往方式。这就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私德”,即“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8]”。

  三种社会关系的差异在于,交往对象之间的面子能否发挥作用。在自己人关系中,面子是最能够起作用的,熟人关系中也讲究面子,而在陌生人关系中面子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另外,三种社会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陌生人关系可以转化成为熟人关系,比如“一回生,二回熟”,熟人也可以变成自己人。保持社会关系的方式就在于相互给面子,而拉近社会关系,将陌生人或者熟人变成自己人,也是靠互给面子完成的。面子是“拖欠未了的人情[9]”,通过“亏欠”和“报偿”机制,在长期的互动中构成平衡的社会关系。

  (二)面子的价值性

  面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建立和维系亲密的社会关系,还在于面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面子的价值性是指,获得面子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从这个层面看,面子相当于一种社会评价。有面子就意味着获得其他人的赞同,没有面子就意味着被别人所看不起。因此,争取面子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行动的目的,能够为主体行动提供动力,正是常言所说的“人要活的体面”。

  在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是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传递而形成的“印象”,因之面子可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而在中国社会语境中,面子必须是发生在熟人间的。比如,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按秩序排队就可能获得微观行动理论意义上的面子,但却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讲的面子。在由“私德”构成的中国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10]”,因此,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社会规范。一个人的行为能否为其争得面子,与其交往的具体对象相关。

  中国语境中的面子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并且面子是在比较中获得的。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内部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固的,不同的人不仅角色不同,而且在结构中的位置也不同。比如,我们在农村调研时,经常会听到农民说:“我们庄子,某某说话最算话,某某说话最不算话”,算话就是说话有分量的意思,说话算话就代表着有权威、有面子。在熟人社会内部,是否有面子以及有多大面子,是与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有关。当一个人处于熟人社会结构上层时,他就具有面子,反之则没有面子,争取面子的方式是努力改变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

  中国面子二重属性都是熟人社会中实现的,这是由中国语境中面子内涵决定的。在西方微观行动理论语境中,生产面子的条件是行动者的行为符合抽象普遍性的社会规范,面子可以在陌生人之间产生,面子发生在现代陌生人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在中国语境中,从质的层面看,由面子建构的关系是熟人社会关系,面子的价值性也是要从熟人中获得的;从量的层面看,面子的大小,是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以及社会结构中位置高下等相关的。

  费孝通先生将熟人社会关系形态概括为“差序格局”,并形象地描述说: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1]。

  在工具性层面,一个人所具备的面子,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所能够发挥作用的大小,恰恰是与这种“差序格局”向吻合的,呈现出“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样态;当面子发挥建构社会关系功能时,能够将陌生人关系变成熟人关系和自己人关系,改变交往对象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阎云翔进一步将“差序格局”概念扩展到社会结构层面,他认为“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12]。阎云翔所展示出“差序格局”中“序”的面向,就体现为熟人社会的层级上。在熟人社会内部,面子大小与层级序列构成对应关系,所处的层级越高,面子就越大,由面子带来的满足感就越多。因之就形成了熟人社会内部激烈的面子竞争,而获得面子的方式就是努力从低层层级上升到高层层级。

  

  三、农民面子观的区域比较

  

  中国人面子的熟人性,构成与西方微观行动理论中面子含义的根本差异。中国人所讲的面子,不是抽象的互动行为,面子是在具体对象、具体关系中,按照特殊主义原则进行交往而产生的。因此,中国语境中面子的含义是模糊多变的,很难精确地描述它,也很难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面子现象的复杂性,不仅来自于日常实践的复杂性,还与熟人社会的多样性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一直遭受以下的困境,对于地域广大、数量庞大、形态差异极大的中国乡村社会,既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研究,也不能进行整体性概括[②]。经过长期的调研,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村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性质,同时,相似的耕作方式、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导致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村落的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村落的性质也具有相似性。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贺雪峰提出区域类型建构方法,即尝试通过对具体村落的研究来达到对区域内村落一般性质的理解,通过对区域内不同村庄的研究来建立村庄意义上的区域农村类型,并通过不同区域农村研究来达到对区域类型本身的修正,并通过区域比较来逐步接近对中国农村一般性质的抽象和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把握[13]。

  基于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开发时期、移民与战乱历史、种植结构与水利条件、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居住结构等六个方面的指标,贺雪峰将中国农村进行了类型建构,大致划分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与中部村庄三种等类型[14]。这三种类型的村庄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横向社会关系与纵向社会结构的差异,就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和面子实践形态差异的基础。

  (一)北方农民的面子

  所谓北方农村,主要是指华北地区的农村。该区域距离中央权力近,且长期受战乱影响,现有的村庄多数是由明朝及其后的移民形成的,受明初拟定的同姓不得移民一处政策的影响,村庄一般是由几个姓氏联合构成的,宗族组织因缺乏“单独发挥作用的地域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而发育不充分[15]。在北方农村中,日常生产生活事务,一般是由以同姓家族构成的稳定互助合作圈子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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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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