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曲学以阿世的史学家邓广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5 次 更新时间:2005-01-08 11: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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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欣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1998年1月10日,91岁的邓广铭先生度过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离开我们而去。凡是知道邓先生的为人和业绩的,无不感到深沉的哀悼和痛惜。

  

  1957年秋天,我调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邓广铭教授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授课,又兼任这个报纸专刊之一《史学》双周刊的主编。此后十年间,曾经在业务上有过不少接触。邓广铭先生的博学明辨,论必据迹,无曲学以阿世的史识与史胆,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那时,经常出版的专刊就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这些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

  

  《史学》专刊始创于1953年4月4日,是《光明日报》版面上出现较早、出版最久、订户数目最多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出入组成,范文澜、翦伯赞先后曾任编委、主编,编委会委员先后有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白寿彝、谢琏造、田余庆、汪?、陈振飞等。编委会的工作,经常得到郭沫若、吴晗的关注。《史学》专刊初时由三单位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到1964年前后,谢琏造接替荣孟源,陈振飞接替白寿彝。三家执行编辑,一家负责一个月的主要审稿和版面工作。报社收到的史学稿件,集中后送交当月执行编辑,他们三位每周三集体研究一次。当时报社还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报》旧址,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印报用的是从上海旧《时事新报》接管的已经用过30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轮转印报机;办公房屋更是简陋,拥挤不堪。偌大一个报馆,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开会、审稿用的办公室。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前后十多年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以“改组”《史学》专刊的名义,派了五个人进驻报社,夺了邓先生《史学》主编的权,很快就把这个专利搞垮了。

  

  邓广铭主编的《史学》专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双百”方针是为促进艺术繁荣、科学发展而提出来的,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但在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知识界许多人心有余悸,整个学术界空气沉闷,万马齐喑。1959年2月间,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编委一起研究,首先选择关于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作一次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这次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学术界反应强烈。就像邓广铭先生说的那样:“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本文所引邓广铭的话,均见其《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载《光明日报四十年》)。这次讨论冲破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并且引发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等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报社编辑部的《史学》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在读者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史学》专刊持续办了14年,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章,对于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改进、持续出版这个专刊的过程中,邓广铭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劳的。

  

  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在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史学》专刊起到了培养一批史学专家的作用。邓广铭先生曾经深感欣慰地谈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十年间,国内外风云变幻,烟雨莽苍,党内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完,全国报刊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这个时候,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分析说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不但严重地影响报社编辑工作,也给专刊的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本来,像《史学》、《文学遗产》这样的专刊,文章内容多与现实距离遥远,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可以超脱一些,应该允许和正版有所区别,也不应该与其他专刊强求一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总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当强劲的极左思潮凶猛袭来,势若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整个知识界“在劫难逃”,所有专刊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瞬息万变,舆论导向往往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以当时清规戒律甚多、报社编辑部与专刊编委会难以及时通气。遇事即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造成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困难。邓广铭先生说:“尽管我们要坚决贯彻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但我们同时也很同意翦老的一个意见。翦伯赞老说: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紧,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将会陷于被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史学》是《光明日报》的专刊,是要由光明日报社最后把关的,而《光明日报》却是不能不为政策服务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安排的《史学》版面,到印在报上时,有些文章位置却有了改变。”以后在“让步政策”的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我读到邓先生这段话的时候,深感歉疚。

    

  邓先生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邓广铭治史丛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这两句话,用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半个世纪以来,邓先生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对于宋、辽、金对峙时期的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力排众议,经过精细的“考察之功”,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独断”。例如40年代后期写的《释“拐子马”》、50年代写的《论赵匡胤》,以及他的专著《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等,都是厚积薄发、穷形尽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富有创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的治学精神,也运用到专刊的编辑工作中。遇到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苟且,不暧昧,不肯违心相从、随波逐流。如在全国报刊上普遍开展的“清官”问题的讨论,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调是不赞成的。尽管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个未见诸明文的高级指示在那里起指导作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场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学》上便没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当时那样严峻气氛中这样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其后如像“让步政策”问题等一些学术讨论,他对那种片面、武断、无原则的一边倒现象,总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罢官》事件,邓广铭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姚文元无限上纲,罗织诬陷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这时极左思潮已居全面统治地位,任何报刊已经难以抗拒这场来势汹涌的风暴。再要坚持原则,独立思考,已无可能。邓先生说:“有一次,我们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整理后交翦(伯赞)老去看,他认为会上的发言都是批判吴晗的,一面倒,过左了,最好不要刊出。当我们把整理稿送交报社之后,报社却又认为发言的都在维护吴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这次的座谈会记录终于未能见报。”对这一点,他在以后无限感慨地说:“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不但办报困难,即使办一个学术专刊,也是同样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的。”这也是笔者和我们编辑部许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报》的多数专刊是受读者欢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专刊学院气氛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增多,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是年10月,报社编委会未作慎重考虑,未与各专刊编委会协商,曾单方面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纸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停刊。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郑州开会,看到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同志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给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公告读者。邓广铭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脾气耿直,他对报社诸如此类的不当作法本来窝一肚子火。但他顾全大局,体谅报社的困难,继续按期编发稿件,使《史学》专刊得以不间断地继续出刊。对邓先生的热心支持,我和报社同仁深受感动。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治学精深严谨、领域宽广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与专著,都是有鲜明特色,极富创见的传世之作。早在4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邓先生撰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写的序中,就称赞“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及先生所写其他一系列开创性的论著,还曾被人称作“《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回顾邓广铭教授半个多世纪宋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令人愈益叹服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

  

  在精进不休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拨冗热心于传播学术知识的学术专刊的编辑工作,这是邓广铭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早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参与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40年代在重庆又主编过《读书通讯》;抗战胜利后又做过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执行编辑;50年代起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一个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却能在研究与教学之余躬身于报刊的编辑事务,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训的最好说明;也是他坚持学术研究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教材,以报纸为阵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的具体实践。在他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的十余载中,能与他合作共事,作为一个老报人,笔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感谢他为《史学》专刊所做的一切。

  

  (《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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