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一个法学家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6 次 更新时间:2012-05-03 16:47:37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宪政   郭道晖  

张帆  

  

  发起争鸣、突破禁区

  

  抵制以“左”批“右”思潮,为法治与法学的正常发展遮风挡雨;开展学术争鸣,争民主、论人权、议党权,挑战敏感禁区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结束后,你转入法学,为何有如此大的跨界?

  郭道晖:1979年4月,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有意思的是,对错划“右派”不说平反,而称“改正”,这也是一大发明。

  是“右派”改邪归正了呢,还是党改正了错误?不过,我总算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党籍也予以恢复。

  1979年4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刚建立,彭真复出,任法委会主任,急需干部。

  时任法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在我的“改正”决定尚未下达和有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以前,就急于把我调去法委工作。

  这时,我已年届半百,改行学法,可谓“老年出家”。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

  但是,我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有切身的感受,也想借此实地体察一下国家权力的运行情况。

  在法委,我历任理论组处长、国家法民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9月转到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又干了九年,1998年年届七十才离任。

  这20年中,出版了个人专著七本,著述有300多万字。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法学界、法律界一直是“极左”的重灾区,经受过比其他学界更多的折腾与磨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一场大风潮席卷而来?

  郭道晖:1989年2月,我从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岗位上离休,返聘担任《中国法学》编委会副主任,不久,接任总编一职。

  这一年,正逢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

  当时法学界一些风云人物提出的口号是要“正本清源”,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论加以清理。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以“左”批“右”的情况。(我当时在《中国法学》上有意把“右”字也加上引号,中国法学会原会长王仲方同志注意到这一点,还特别打电话表示赞许。)

  比如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法学界一位教授的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再提“争民主”的口号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又如某权威部门审定的“全国‘二五’普法统一干部读本”中,提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其中,把司法机关一概称作“专政机关”,是“国家对敌暴力镇压机器”。

  财新《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刊物,此时你们的立场与观点至关重要。你们如何把握了舆论的导向?

  郭道晖: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恰当估计中国法学界的思想动向与情势。

  当时,政法界就有领导人在讲话与文章中表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法学领域“严重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触目惊心的危害”。

  我对这种说法有保留。在当时一次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坚持四基原则与繁荣法学”研讨会上,当有人强调对法学界存在的“自由化思潮决不能低估”时,我立刻反驳以“也决不能高估”!

  与此同时,在1989年第5期(9月出版)《中国法学》,由我执笔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正本清源 繁荣法学》,对法学界形势的估计就同政法部门的一些领导人不同。

  评论特别指出,“正本清源也不是要重新回到‘左’的僵化思想的老路上去。”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你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需要相当大的胆识。

  郭道晖:在那个特殊时期,法学界一度相当沉闷。一些学者对还会不会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还是否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心存疑虑,法学界很难听到新的观点与声音。

  对此,1990年第3期,我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一文,反对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并以此为“大棒”打人。

  同时,为在法学界切实贯彻“双百”方针,我又发表了另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提出要“区别对待政治是非与学术是非问题”,不要轻下政治结论,乱扣政治帽子。

  财新《中国改革》:有人称,这些评论搬掉了法学前进道路上的大石头。而与这些“安定法学界浮动人心”的评论一起,《中国法学》杂志还展开过几场有名的学术争鸣,均涉及当时极为敏感的一些话题。

  郭道晖:第一场是关于“争民主”的口号之争。

  199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张光博的署名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其中将1989年政治风波中提出的“争民主、争人权”口号,上升到理论层面论证其反动性,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再提出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篇文章由于所发表媒体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资深法理学教授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商榷,不同意在人民取得政权后,就没有“争民主”或建设、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我把他的论文在《中国法学》发表。

  随后,为了体现学术争鸣的民主精神,1991年第1期《中国法学》特辟“争鸣”栏目,刊登了那位吉大教授的反批评,并编发了编者按,指出“提倡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不同观点的论战,既允许学术批评,也允许反批评”。

  这是本刊首次开展这样的批评与争鸣。

  在反批评中,这位吉大教授说,“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口号,1989年的风波就是明证。”

  随后,我又请宁夏大学一位资深宪法学教授参与讨论,他的文章虽也认可不应在“争政权”的意义上去“争民主”,但更不同意把“争民主”上纲为“复辟资本主义”,指出人民要争取真正享有各项民主权利,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此外,还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子青的来稿《分歧何在》,认为不能把“争民主”不加区别地说成是要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财新《中国改革》:把“争民主”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思想贻害不浅。

  郭道晖:同一期还发表了我撰写的《关于稳定的辩证思考——略论稳定及其与改革、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其中也着重论述了稳定与民主的关系。

  文章指出,我们所要的稳定不应只是求社会安宁,而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的全面的持久的稳定。

  文章强调,不能以为稳定必然要牺牲民主,相反,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稳定。

  财新《中国改革》:这些观点即使放在当下“维稳压倒一切”的情势下也相当适用。

  郭道晖:我记得有报刊特别摘录了这样一段:维护稳定,要克服消极的防民思想。

  政治风波之后产生的余悸,在某些同志身上容易引起防民思想的滋长,对公民的言行只是采取消极的防范态度。

  可是,维护稳定,有赖于全党全民群策群力,这就必须更加注意广泛吸引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参政议政。

  小平同志讲的“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实在是至理名言。

  财新《中国改革》:争民主,就是争权利。《中国法学》关于法“权利本位”的争论,也可谓影响深远。

  郭道晖:1988年6月的长春会议上,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光博、张文显领头提出了“权利义务是法的核心”,倡导“以权利义务为法的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

  随后,一些法学期刊开始陆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1989年之后,“权利本位说”被一些人通过权威刊物说成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法学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一时间,法学界主张“权利本位”的学者人人自危,也有人(包括那位张老教授)反戈一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成为从政治上批“权利本位”的旗手。

  1990年8月,《中国法学》第4期在“法学争鸣”栏目发表了他的学生张文显教授的文章,对批评“权利本位”的各种论点进行了反驳。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法学界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大呼“《中国法学》救活了一个学术观点”。

  郭道晖:以后每期我们都有计划地发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文章,对此问题的讨论延续了一整年,主张权利本位、义务本位、权利义务相统一等各种论点都有反映。

  此后,《中国法学》又转入到了下一个重要的主题——人权的讨论。

  财新《中国改革》:人权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理论界、法学界的禁区,你们如何突破限制,使之成为热门话题?

  郭道晖:1991年第3期,我在《中国法学》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这是那场政治风波后发表的第四篇重要评论,也是法学界在人权问题一度成为禁区后,首先以评论来开路的重要动作。这篇评论首次提出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旗帜”的命题,这是长期以来把人权当做资产阶级口号的一个反叛。

  应当说,人权问题的解冻是从1990年11月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有关人权问题的小型专家座谈会开始的。会议的主题原是要针对外国宣扬的“人权无国界论”发表批判性的意见。

  财新《中国改革》:可后来怎么从“批判”转为了“建设”?

  郭道晖:坦率地说,会上来自政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在发言中比较谨慎。来自学界理论界的学者因为是初次试探,也有点欲言又止。

  为此,我作了一个系统发言,总的倾向表达了要认真开展人权研究的强烈要求,与“批判”人权的意图大异其趣。

  1991年3月2日,有关部门再次召开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缘由是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一封信,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相关部门要求“认真对付”。

  会上,大家表示,对人权问题不能再采取回避态度,要开展深入的讨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人权的状况与问题。

  会上拟就了八个研究课题,当场确定了负责主持研究的单位,编写一套“人权研究资料丛书”,为今后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财新《中国改革》:这为打破人权禁区开了个头。

  郭道晖:是的,闸门一旦打开,就非原始意图所能局限。

  在以后蓬勃开展的人权讨论中,已不限于只是对付国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挑战,而是对人权理论与实际问题展开全面探讨了。

  这个座谈会后,《中国法学》编辑部和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立即于3月12日联合召开了名为“如何开展人权与法制问题的理论研究”的座谈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研究人权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

  这次会后,北京一个接一个地召开人权座谈会、讨论会,这些会我都基本参加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都召开了相关座谈会,真可谓“京城无处不飞花,争谈人权热门话”。《中国法学》还开辟了“人权与法制研究”专栏,对人权的各种观点开展了连续一年多的讨论。

  财新《中国改革》:对于禁区的突破,还有你在1994年《法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文章《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这被认为是法学界第一篇敢于突破“党与权”的禁区,直言不讳地阐释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剖析以党代政谬误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在海外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因而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郭道晖:国内有些人有一种传统的习惯思维,就是以外人的舆论来判断自己人的是非,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当反对。”

  这篇文章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之约,为该室1993年10月召开的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而撰写的论文,后来在《法学研究》刊出,当时是一片赞扬之声。

  直到1994年4月14日,台湾《联合报》以大号标题发表一篇关于此文的摘要报道,而且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大陆法学界挑战以党领政思想》。

  法学界个别人并未弄清事情原委,立即撰文“商榷”,还是那位张教授,居然把我的论点同蒋介石挂上钩,说我把“人民主权”同“治权”分开,原是孙中山的错误理论,后来被蒋介石利用。还特别提醒“特别是关于这种执政党的理论受到台湾电台的赞赏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财新《中国改革》:这又是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

  郭道晖:后来,这位教授的硕士生,在《求是》的《内部文稿》(1995年第5期)上又发表一篇题为《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商榷文章,题目就上升到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执政党是在人民之中,作为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决不能把执政党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而他们却总是力图使党权高于政权与民权,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看来立场坚定,实则是帮倒忙。

  1997年《当代法学》上一篇署名“李驰”的文章,用“全国人大比作火车头,共产党是火车司机”的比喻,来批判我讲的党的领导权不能高于人民主权。

  可是,说司机是“第一推动力”,而把由全体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出来的人大,比作是靠司机一手操纵的机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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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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