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6 次 更新时间:2012-05-03 1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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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三十年来,乡村治安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发生了重要变迁。改革初期的群众路线延续了集体化时代的样态,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并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新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包括“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则受到了程序法治主义的限制。群众路线变迁的同时,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有所进展,基层国家权力的运作则发生了显著变迁。与群众路线相伴的身体治理方式和德行治理方式逐渐衰落,而与专门工作相伴的技术治理方式却未能有效替代,乡村治安因此陷入了困境。基于此,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传统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基层国家权力应当保持何种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关键词:群众路线 乡村治安 专门工作 国家权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最剧烈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国家权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比,国家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上,对乡村社会都渗透日深;另一方面,与20世纪50-70年代的集体化时代相比,国家权力在纵向上却有所回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有所减弱。这种双重性的出现,与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的特殊实践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实现强国的历史使命,将中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了革命重组,最终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权力成功嵌入乡村社会。人民公社体制集党、政、经、军、民、学于一体,是一种“全能主义”[1]政治社会形态,政治权力几乎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乡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权力的双重性决定了这个时代乡村治安工作方式的两面性。一方面,治安工作要对“全能主义”进行冷却,国家权力要为乡村社会留出自由和自主空间;另一方面,治安工作同时要满足人们对乡村秩序的期待和需求,这种期待和需求同人们对共产党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因此,新的治安工作既要符合现代国家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们对国家权力的特殊期待。那么,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传统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基层国家权力到底应当维持何种形态?国家到底应该如何规范其治安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条件下,尤其是当乡村混混实现关系组织化,乡村江湖逐渐形成联盟格局后,[2]官僚阶层和权力行使者在具体治安工作中又会如何作为?其效果如何?本文将通过对三十年来“群众路线”历程的考察,来揭示这些问题。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作者2007年3-9月间在湖南山湘县、湖北临江县和河南平豫县的选点调研,[3]也有个别来自作者在其它地区的调研,还有一些经验材料来自报刊杂志。调研点的选择是随机的,三个调研点都在相对独立的农业型乡镇,距离县城或市区较远。调研主要在乡镇公安派出所和村庄进行。驻村调研中,与村民同吃同住,调研方法主要是访谈村干部、村民和一些在村混混,调研内容包括村庄的方方面面。乡镇的调研中,则与镇干部或派出所民警同吃同住。调研主要方法有二,一是访谈镇干部、民警和一些在镇“混混”,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治安与稳定、乡村混混、镇干部和民警的日常工作等;二是查阅并复制派出所内的相关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刑事和治安案卷、上级公安机关的下发文件、县市公安局的日常简报等。由于镇干部、民警往往在全县范围内轮换调动工作,派出所的相关资料也反映全县的情况,因此我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并不限于一个乡镇,而是扩展到了全县。

  

  一、改革初期治安工作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由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一切为了群众,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群众,就是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要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注意群众的议论;在工作中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

  虽然治安工作一直强调“群众路线与专门工作相结合”,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不太强调治安管理作为“专门工作”的一面,而更侧重于其“群众路线”的一面。社会治安工作中“群众路线”最初来源于毛主席的具体指示。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和治安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此期间,毛主席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路线:“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做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5]应该说,毛主席为政法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线所作出的具体指示,确定了基本路线,为政法工作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57年我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中央希望“经过充分的群众工作,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觉自愿,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来管理坏分子,依靠多数人的支持来约束少数人侵犯他人利益扰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中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实行群众路线。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时候,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对于要求人民遵守国家纪律这一部分说来,必须坚决贯彻说服教育的精神。为此目的,就应当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书刊、影片、戏曲、黑板报等形式,深入到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街道和农村,向群众反复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意义,……号召人民群众自觉遵守,不要违反,并且督促别人遵守。号召人民群众监督坏人,不容许坏人破坏秩序。各级公安机关应当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6]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效力一直维持到1987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施行,其中极度倚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则一直延续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社会治安工作作为“专门工作”的一面还不具较强的特殊职业性和技术性,因此具体工作中也一直沿袭着“群众路线”。在乡村治安工作中,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这使得当时对乡村混混和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具有道德标准性;二是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这使得当时的治安工作具有全民动员性质;三是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保持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威摄力,这使得群众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具有高度认同。这三个方面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联系在一起,具有整体性。对群众路线的极度倚重使得治安工作呈现出群众司法的样态,使得整个社会被统一动员起来应对治安问题,使得对乡村混混和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具有群众性和弥散性。

  20世纪80年代,虽然法律精英们开始了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但在中国基层,人们还延续着之前的革命思维方式,法律上的犯罪和道德上的越轨还不太为人们所区分。人们对犯罪只有笼统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往往把生活中不能容忍的各种各样的人归入到违法犯罪分子这样笼统的概念中。[7]集体化时代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则是“投机倒把分子”、“地痞流氓”、“诈骗犯”、“盗窃犯”、“抢劫犯”等新的词汇,同时,诸如“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革命词汇还在继续沿用,“好吃懒做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传统词汇也一直沿用。无论是何种名称,无论是名称背后的罪恶有何不同,这些称呼背后都体现了人们难以忍受种种越轨行为,越轨人群也处在人们的正常生活之外,受到排斥打击,是社会生活中的边缘群体。

  越轨人群被正常社会生活边缘化的理由很多,有的是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有的则基于集体化时代的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还有的基于传统社会道德。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他们都是被群众所排斥的。至于群众排斥越轨分子的原因,有的是由于越轨分子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利益,有的则是由于越轨分子直接违反了群众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有的则是由于群众接受各种“说服教育”后提高了“政治觉悟”,从而对越轨分子产生了“阶级仇恨”。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人们在泛革命化的集体化时代所培养起来的各种集体情感还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在以新的方式培养人们的集体情感。在这些集体情感的支配下,违法和犯罪行为具有很高的道德性,对越轨行为的惩罚也因此有很高的弥散性。

  尤其是在“严打”期间,道德气氛愈加浓烈。“严打”是从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所发生的悖论现象,它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开展法治建设。“严打”是正规制度装置无法保障社会秩序的转型期间,国家以执政党在革命年代获取的强大政治合法性为基础,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组织网络渗透,以发动群众为手段,尽可能调用一切资源来达到治理目的的工作方式。相对于当时社会状况来说,这种治理方式是颇为有效的。[8]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将群众的道德诉求加进法律治理中去。正如一个亲历者所讲,“那时处在革命的气氛中,政治性很强,不讲那么多法律,法律上的犯罪和道德上的犯罪不分。”当时法律治理要通过“延伸个案方法”[9]的方法,不仅仅看越轨者的越轨行为,还要看其一贯表现,结合干部群众对当事人的看法。[10]当时许多只是道德问题的案件,由于“民愤”极大,从而受到严厉惩罚。

  20世纪80年代,虽然人民公社体制已经瓦解,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尚未出现,乡村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集体化时代的样态,村庄集体对村民的控制力还比较强,乡村干部对自身工作的道德认同感也比较强,村庄共同道德情感有承载和维护的主体,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存在有效的贯彻渠道。因此,乡村社会治安工作的道德秩序可以有效维持。当时社会治安工作通常按照上级政府的部署,按五个步骤有序进行。第一步,武装骨干,提高认识。召开各级会议,尤其是在乡镇召开村干部会议,贯彻文件精神,初步摸清社情,明确重点队和重点人。第二步,发动群众,调查摸底。这个过程要召开很多会,包括公社书记直接向群众传达精神的公捕大会、小队群众大会、大队群众骨干座谈会。深入发动群众,采取打尖、戳窝、拆团伙的办法抓紧侦察破案,同时搞好检举揭发,进一步明确重点对象。第三步,组织专班,抓住重点,开展破案小战斗。对可疑人员和可疑物资进一步调查摸底。第四步,办好法制教育班。对重点违法人员和犯罪嫌疑分子在摸清和落实一两笔现行违法犯罪事实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学习,加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工作。第五步,建立组织,订立合同。通过社会治安整顿,完善责任制,完善帮教制度。

  那时的治安工作中,村干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村庄共同道德的维护者,也是上级政府的有效代理人。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建制还不健全,“专门工作”远远不到位,治安工作高度依赖乡村两级来完成,村庄在其中起着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时的村庄甚至可以开办“法制学习班”,“帮教”有越轨倾向的青少年。而在“严打”中,村干部简直成为公安机关的下级组织,在实践中享有扭送越轨分子去公安机关的权力。在荆州市的普兴村,1983年“严打”中,有十几个年轻人遭到了打击,其中大部分是村干部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的。在荆门市的新王村,当时的村干部将十来个年轻人扭送公安机关。[11]

  从上述情况来看,改革初期治安工作中的惩罚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符合群众意愿,有时甚至直接由群众发起,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是依靠群众,具有全民动员性质。不仅如此,惩罚行为还以群众看得到的方式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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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1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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