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真正落实温家宝总理昨日参观奥斯维辛时的题词“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就应该认真反思“文革”，反思中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上的重大社会灾难，否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为此，我郑重呼吁中央尽快考虑：第一，建立“文革罪恶馆”；第二，编写《“文革”大辞典》或《“文革”百科全书》，建立“文革”学。
据中新社记者报道， 4月27日温家宝总理日专程前往波兰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
温家宝在现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我专程到奥斯维辛来悼念在这里死难的人们。这是人类历史刻骨铭心的一页，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奥斯维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它告诫人们，那些曾经发动过战争，对别国和人类造成灾难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人类!
温家宝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中国也曾经有过极权主义的灾难，但是，我们记住这段灾难历史了吗？我们理解这段灾难历史了吗？没有。
让我们对比一下：
对比之一：柬埔寨有“红色高棉罪恶馆”，我们却没有“文革罪恶馆。”
“波尔布特罪恶馆”位于柬埔寨金边市南部，这里原本是一座高中学校，波布时期被用作关押犯人的集中营，也叫S-21监狱。这里曾经囚禁了17000多名知识分子、平民及妇孺，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计其数。1975年，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掌权，成立“民主柬埔寨”，上台后进行大肆屠杀。1979年，在这所集中营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老师、工程师，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到1979年韩桑林政权攻入金边，这座集中营只剩下14具尸体和七名幸存者。馆内展出的刑具和介绍令人毛骨悚然（参见笔者2009年12月29日博客）。
1997年6月，红色高棉总司令塔莫克逮捕了波尔布特。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并宣布波尔布特因“背叛民族”、“杀害同志”，被判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此后，柬埔寨建立了“红色高棉罪恶馆”，由于红色高棉的头目叫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罪恶馆又名“波尔布特罪恶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文革罪恶馆。”
对比之二：台湾有《二二八事件辞典》，我们没有《“文革”词典》
在2009年12月14日，我参观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二二八事件辞典》、《二二八事件辞典（别册）》两本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大屠杀”，是台湾发生于1947年2月底的大规模民众抗暴活动及其后3月至5月间军队一连串的镇压屠杀惨剧。
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引发冲突，翌日触发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市民包围台湾政长官公署的抗议，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从此该事件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触发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因贪污腐败失政所积累的民众抗暴、省籍冲突。抗暴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部队镇压屠杀。此事件中造成许多伤亡；而死亡人数有少于一千人，至万余人乃至数万的概估。1990年以后，台湾政府开始转变对此事件的评价和态度，透过道歉、平反、赔偿等的方式加以重新评价。
由“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官方与名学者组成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指出，“二二八事件”发生主因是：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不当，不讲求改革之道、事件后扩大镇压、实施清乡、逮捕、枪决知识精英和民众。该镇压行为造成“二二八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参见基维百科“二二八事件”条）。
《二二八事件辞典》及其“别册”为台湾“国史馆”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共同发起和编写，2008年2月出版。从目录看，两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和“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写的序、编委会、撰稿人名单、相关词条解释、“二二八事件”大事记、“二二八事件”平反纪念大事记、“二二八事件”相关参考书介绍、“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名册（名册中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该受害者的信息，比如：是否已经死亡，是否得到平反和赔偿等）、“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公园名录和介绍、“二二八事件”相关人民团体名录，等等。
国史馆馆长张炎宪的“序”写道：“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伤痛，不只是当时的精英与民众被屠杀，影响所及，几乎生活在台湾的民众都受到有形无形的伤害。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早该受到批判与检讨，却因统治者的私心而长期受到压制排斥，使得真相无法大白，受伤心灵无法康复，公义无法还诸社会。”“1990年是台湾宪政改革的年代，在民主化与台湾化的浪潮下，二二八平反运动取得显着的成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公开部分史料，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展开调查，而于1992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调查研究》；民间也积极投入口述历史的访查工作，记录受难者及其家族的受苦经验。这些隐埋40多年的心声，仿佛划破夜空的啼声，惊醒了大家的睡梦，唤起哀愁、惶恐与无奈的心酸记忆。这像一道历史的长河，紧紧扣住美丽岛屿的主人，应该记取历史教训，永不再有统治者侵犯人权与公义的事件发生。”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张先生在本序言中还提出了建立“二二八学”的建议。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写的序言二：“二二八事件虽然走过一甲子，但是有关真相厘清、责任追究等课题在有心人士的抵制下仍然踟蹰不前，使得台湾整体社会的转型正义无从实现。希望本词典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对二二八事件赋予更深切的关怀，共同为台湾历史上的苦难做见证。”
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是沉重的：“二二八事件”与“文革”虽然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简单等同，但是却也存在可比性，它们都是由于当权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社会灾难，都应该得到认真严肃的反思，其前前提则是直面事实，公开真相，解密档案。台湾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陆续解密“二二八事件”的档案，而我们这里却至今封存“文革”档案，对民间的“文革”研究也不予支持。特别是，“文革”虽然早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就被彻底否定，但是冤案的平反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或知识精英，对平民受难者的调查、统计和政策落实工作做得就差得多。无法和台湾相比。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编写出版一本类似《二二八事件辞典》的《“文革”大辞典》或《“文革”百科全书》（及其相应的“反右百科全书”“大跃进百科全书”）？“文革”的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伤痛记忆以及消极影响都远远超过二二八，可以确至今仍然是禁区或半禁区，更不要说出版《文革百科全书》、建立文革学了！这是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吗？
这两个对比是令人深思的，也是使中国人感到羞耻的。如果要真正落实温家宝总理的题词“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应该认真反思“文革”，反思中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上的重大社会灾难，否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为此，我郑重呼吁中央尽快考虑：
第一，应该建立“文革罪恶馆”，地址最好就选在天安门广场，竭尽全力搜集“文革”史料，特别是，必须让所有大中小学生定期到这里接受教育；第二，编写《“文革”大辞典》或《“文革”百科全书》，建立“文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