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证明与印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3 次 更新时间:2012-04-29 2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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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人大) (进入专栏)  

  

   提 要:《论确定性》是维特根斯坦生前留下的最后手稿,被研究者推为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知识论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本文在厘清“证明”与“印证”之概念区分的基础上,考察了《论确定性》的论证结构,把维氏的洞见理解为:信念的确定性在于普遍印证,而非完备证明。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确定性;证明;印证

   中图分类号:B516.5293 文献标识码:A

  

   1. 1939年,G. E.摩尔做了题为“外部世界的证明”的讲演(下简称“摩尔证明”)。讲演的主题是为外部事物的存在给出不同于康德的新证明,回击怀疑论。证明的核心部分相当简明:摩尔向听众举起了他的右手,做了个手势说:“这儿是一只手”,然后又举起左手,做了个手势说:“这儿是另一只”。他宣称,由此证明了有两只人类的手存在。而既然人类的手属于“外部事物”,这也就证明了“外部事物”的存在。

   一个有趣到古怪的“证明”。但摩尔争辩道,他的证明其实完全符合严格证明的3项标准:(1)前提不同于结论;(2)已知前提为真;(3)结论由前提推出。[1]

   摩尔证明是否当真符合这三条标准,颇有疑问。前提:举起两只手说:“这儿是一只手,这儿是另一只”;结论:这儿有两只人类的手存在。——“结论由前提推出”?倒不如说是差不多的意思换了个说法。反过来,怀疑论者既然要质疑外部事物的存在,他想必一样会否认摩尔证明的前提“已知为真”。到此为止,摩尔的所谓“证明”更像不加论证地把自己的立场重述了一遍。值得玩味的倒在摩尔接下来的解释。摩尔坦言,他无意为其证明的前提补充一个进一步的证明,因为这么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无可能,因为要证明“这儿是一只手”,必须首先证明他现在没在作梦,而摩尔承认他还无法做到这一点。[2]无必要,是因为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只手,这是我的手,说我只是相信这一点,对此未作证明之前并不知道,是完全荒唐的。[3]“我可以知道我无法证明的东西。”[4]

   可以看到摩尔证明处在纠结之中。一方面,晚期的摩尔试图通过“证明”外部事物的存在来反驳怀疑论。另一方面,摩尔证明的内核却在于:“这儿是一双手”也好,“这里有一双手”也好,其确实性是不证而知、不证自明的。这后一方面延续的是他从《为常识辩护》以来的一贯思路。在这篇1925年的论文中,摩尔强调,他以及几乎所有人都确定地知道很多经验命题为真,比如“我是人”、“我的身体一直持续存在”,“我的身体一直处于地球表面或与地球表面不太远的距离内”、“地球在我出生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等等(下简称“摩尔命题”)。“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我们的确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从何知道的。”[5]

  

   2. 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围绕摩尔命题和摩尔证明展开。他的立场与摩尔有表层的近似,也有深层的不同。《论确定性》中对摩尔的第一点批评是:像“这是一只手”这样的命题本不可能得到证明。“我们说一个如此这般的命题无法得到证明,当然不是说这个命题无法从别的命题推导出来;任何命题都可以从别的命题推导出来。但别的命题不见得比这个命题本身更为确定。”(§ 1[6])有什么证据比“我有一双手”还要来得确定无疑?(§ 250)——我当下的亲眼所见[7]?是,最一般的意义上,“我看到这儿有一双手”包含着“这儿确实有一双手”的意思。不过,假使竟连我有没有双手也要怀疑,我自然不必相信我的眼睛。“因为为什么我不应该通过我是否看见我的双手来检验我的眼睛?应该用什么来检验什么?”(§ 125)

   这连到维氏的下一点颇为醒目的批评上:当摩尔列举他都确定地知道些什么的时候,他的“我知道”的用法是错误的。(§ 6)普遍人在有必要做出某种强调时也会说到他知道这是一只手,这些用法合理而日常(§§ 407,553);但摩尔是在与那些声称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的哲学对手辩论。这里,他不能靠保证他知道这个来赢得辩论。假使他的对手主张的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件事情,那么他就可以回应他们:“我就相信。”(§ 520)这是因为说到“我知道”,不仅是表明我确信不疑,还断言了我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弄错(§ 8)。摩尔有必要给出他不会弄错的理由,说明他是“从何知道”的,但这样的理由在摩尔证明中缺如。(参见§§ 18,550)

   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阐发维氏的这个批评:“知道”与“相信”可以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形成对照。“我知道,而不只是相信”,这可以是说:我不只是猜测、假定,而且完全确信事情就是这样;也可以是说:我不仅确信事情是这样,而且握有事情确实如此的根据。当摩尔说“我当然知道、而不只是相信我有两只手”时,“知道”大概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说的;而当他由“我的确知道这是两只手”证明“我的确有两只手”,“知道”却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摩尔证明”的吊诡之处,恰在于利用“知道”与“相信”用法上的多样性玩了一个概念戏法。因为很明显,从“我毫不怀疑p”推不出“p的确为真”。要证明p为真,就要提供p必定为真的根据。

  

   3. 维氏对摩尔“知道”这里有两只手的批评是以语言分析的方式展开的,但二人更深的争点其实在“是否存在自明的知识”。对“自明知识”的捍卫至少像哲学怀疑论一样悠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证,必定有某些知识构成一切证明的原始起点,其本身无须再被证明。因为我们要么认定基础前提的真是不证自明的;要么认定所有前提的真都必须得到进一步证明。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就必须对前提的前提的前提……加以证明。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么用一个有待证明的前提证明另一个前提,这将陷入无限后退;要么用有待证明的结论证明其前提,这将陷入循环证明。在亚氏看来,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证明都不再可能[8]。

   亚里士多德把我们引向一个三岔路口:指出“无穷后退”和“循环证明”此路不通之后,剩下的唯一一条道路——某些无需证明的知识构成了一切证明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前提——似乎就成了当然之选。不过,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根据亚氏的路线图,一旦表明这最后一条道路也是死胡同,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就成了悬案。古罗马怀疑论者阿格里帕正是采用了这一论证策略。他从早期的怀疑论者那里继承了两条立论:一个是“看法的分歧”:普通人也好,哲学家也好,在任何问题上都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个是“相对性”:事物呈现的样子总是因观察角度或事物间关联的不同而不同。如果这两点成立,还能否有任何命题是不证自明的,就变得可疑了。实际上,他把任何无法证明的前提称作一种“假定”,它不因“不证”而“自明”。“假定前提”、“循环证明”、“无穷后退”,一起构成了所谓“阿格里帕三难”。

   摩尔的所谓“证明”,就其本质方面,可以视作对亚氏的基础主义立场的一次重申。正因如此,摩尔也一样要回应阿格里帕式的质疑:他的断言在什么意义上不是武断的假定?假如承认“这里有两只手”之类的事情得不到证明,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怀疑?

   ——既然得不到证明,就没理由不怀疑,这是阿格里帕的底牌。摩尔引用康德的名言作为《外部世界的证明》的开篇:“我们只能在信念中假定外在于我们的事物存在……而如果有谁想到怀疑这一点,我们却无法以完备的证明回应他,这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和人类普遍理性的耻辱。”[9]虽说他对康德的证明颇有微词,但显然没觉得这话本身有什么不妥。可见在这一点上康德、摩尔与阿格里帕的底牌倒是完全一致。这套逻辑其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足够明显,概括来讲,就是以“数学证明”的模式理解真知、确信、怀疑、理由等一系列概念。以特定的命题作为自明公理和基始前提,通过保真推理导出结论,从而将确信转化为真知,这是经典数学证明的基本模式,其典型是欧基里德几何。在这里,怀疑的消除只基于两类理由:要么表明这本身就是自明的公理,要么表明这可以由公理推出,获得证明。可以说,经典意义上的数学证明本身就是“基础主义”式的,或者,更应该反过来把“亚里士多德-阿格里帕”的思路称作“证明主义”。反省“基础主义”及其问题,就意味着重新考察证明的逻辑,以及证明逻辑施用的界限。[10]

  

   4. 回到维特根斯坦。在我看来,《论确定性》的核心要点就在于对“基础主义”、“证明主义”的清算[11]。不过抽象地看,维氏的确在一点上与亚里士多德、摩尔抱有共识:有理性的人在许多事情上都不怀疑。(§ 220)“我把手伸到火里,火会烧伤我:这就是确定性。”(PU: § 474)阿格里帕显然过分夸大了看法的分歧与相对性。但笛卡尔的怀疑等在这里:如何证明我不是在做梦?如何证明没有一个恶魔在欺骗我?或许“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有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12]因此,在尚未得出证明之前,笛卡尔决定继续怀疑下去。

   笛卡尔的逻辑非常明显:(a)我尚未为我的基本信念x给出证明;(b)因此可以设想实际情况与x全然相反;(c)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x。再来看维特根斯坦对这套逻辑的解构:

   ……可像“我知道我有大脑”这样的命题又该怎样理解?我能对此怀疑吗?对此怀疑我毫无根据!所有事情都支持它,没有任何事情反对它。但却可以想像,给我做开颅手术时发现其中空无一物。(§ 4)

   维氏同样认为,(a)像“我有大脑”这样的事情无法得到证明(用以“证明”我有大脑的证据不见得比“我有大脑”本身更为确定),(b)也可以想像反面情况:我的颅骨内空无一物。但他的结论却与笛卡尔180度相反:(c’)对此怀疑毫无根据!维氏马上为这一结论补充了理由:(d)“所有事情都支持它,没有任何事情反对它。”

   “Alles spricht dafür und nichts dagegen.”这个偈语式的句子在《论确定性》中重复出现十余次之多。显然,这里的“所有事情”指的是我学习到、经历到、理解和相信的一切,而非由上帝之眼总览到的万事万物。所以,尽管“所有事情都支持它”,仍然“可以想像,给我做开颅手术时发现其中空无一物”。概括地说,一方面,“所有事情”并不能为“我有大脑”这样的信念提供排他的证明;另一方面,它们却对我的信念构成了最广泛的印证。

  

   5. 我想不出有什么能比引入“印证”这个概念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层微妙而重要的差别。与现代汉语中的大多数论理词不同,“印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文词,并不与某个特定的西语词对应。粗看上去,它与“证明”的区分似乎也相当地含混随意。但我希望接下来的考察可以表明,“印证”的概念结构与“证明”颇为不同,深入理解二者的逻辑会为澄清若干疑难提供有益的参照。先来看证明与印证的几点重要的区别:

   (i)证明具有保真性:设定证明的前提为真,证明就能保证结论为真。与之对照,对x的印证尽管为我们提供了相信x的理由,却不保证x必然为真。“专家的分析印证了我对未来走势的判断。”但这能否证明我的判断为真?严格的意义上,只有“未来的走势”本身才够得上证明。但在这之前我的判断满可以获得若干有力的印证。

(ii)证明的完备性体现在结论的唯一性、排他性上,体现在结论的“除此之外,别无可能”。从印证却不一定引出唯一、排他的结论。“我可以证明我的双手存在——不过我得承认,我也可能是钵中之脑……”这么说显然自相矛盾。“之后发现的一系列事实不断印证着侦探的猜测。”但这些事实也许不足以构成判决性的证据,证明侦探的判断为真;案情的真相仍可能是另一副样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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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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