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以平等的政治身份——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12-04-28 2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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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关于拙作《以平等的道德身份》,鲁稚女士发表评论:“平等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只是听说,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说得对。

  然而,我们过去没有拥有的东西,现在就不能拥有吗?能够与他人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视作与他人一样平等的人,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吗?

  令人扼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从平等自由的理想出发,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想没有扼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而是终结在自己手中。这是为什么?这是今天在谈论平等、谈论民主自由的人们,不得不深思的。我们是否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走出来,能否摆脱一些根深蒂固的旧习,对于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考验。

  比如,如果你希望别人能够听取你的批评意见,那么你是否准备好了想要虚心地听取别人对于你的批评?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质疑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在遇见旁人对你本人进行质疑时,是否能够做到坦然和冷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对方是否也有同样的权利,以及其中是否也有一些道理?

  难道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与自己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就认为这些人是来找茬的、故意向自己发出挑衅的?难道能因为旁人没有站到你这一边(本来以为会站到自己这一边的),就认为有人对自己存有敌意,就感到非常失望,心想这个世界上最好没有这些声音?将不同方向上的批评意见污名化、妖魔化,这样做,你是不是站到自己所反对的立场上去了?

  事情的转变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出于他对与自己的估计之外。

  就像我们上次举例说,这次有关韩寒的讨论中,支持韩寒与质疑他的人们,都有互相指责对方是“五毛”的说法,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杀手锏,戴上这顶帽子,对方就可以闭嘴了。韩寒本人也在博文中抱怨,因为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他本人被视为“五毛”。这一点我十分同情他。包括是否继续谈论韩寒这个话题,也被怀疑成出自某个阴谋,是有人要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方,而转移了对于其他事情的关注,这使得韩寒有了额外的罪名。

  类似的表现在网络上太多。有各种各样污名化的称呼,想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许多人仅仅是脱口而出,但在客观上,帮助制造了一种猜疑、猜忌的气氛,造成了对于无辜人们的捏造、攻击。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促进人们互相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对话,相反,只能毒化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加深人们互相之间的隔膜隔阂。

  显然不是你赞同民主,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就会自动在你身上站立起来,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民主更是一种学习和实践。而学习需要课堂,需要练习,需要做大量功课。那么,为何不将我们在网络上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民主教室呢?我们在其中自我教育,互相砥砺,从而拥有一些新的经验。假如能在虚拟的条件下习得某些重要的东西,在实践中我们便能少付出一些代价。

  我尝试着想要提出建议的是,是否可以尽量少用、慎用“五毛”这种说法。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人带着任务上网,但这起码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实际上难以区分谁是五毛、谁不是五毛。我们能够看见的,仅仅是一个人所说的,是他愿意让人们读到的这些句子,是他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陈述。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构成我们判断的依据,而不是想象或者猜测。

  当某个人带着言辞来到我们中间,他愿意采取言谈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那么,就需要将他当作前来讲道理的,是准备以理服人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理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一个人的动机是深藏不露的,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因此,衡量和判断某些言论,只能根据实际上能够看见的;我们所下的结论,只能在看得见的东西面前止步,而不能越出这个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变得没有意义。不排除有可能,我们本身的动机,也要比我们自己认可的复杂得多。

  其中还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面前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冲突的方式,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力量,另一种是非强制的力量。强制性的力量即暴力,它发生在无法处在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其间有人遇到了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而非强制性的力量则运用于能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人们,政治所提倡的协商和包容的途径便是。

  政治开始于暴力结束的地方。政治的主要方式是言辞。作报告、发表演讲、调查和讨论、决策及其发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语言交流。面对分歧和冲突,政治的途径是协商和劝说,就像我们从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的,“希望采取政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指的是将战争的途径排除在外。因此,言及“政治”,则意味着言及“商量”、“商谈”、“协商”这样一些东西,意味着运用说服和互相听取的方式,让不同利益、不同背景人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整合。

  尤其是在政治活动比较饱满、充分的地方,没有人觉得,需要依赖暴力这种强制性手段,才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差异。运用暴力的地方,则没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也驱除了暴力,让暴力归于失效。人们愿意放下武器前来商谈有什么不好?因此,在言辞面前,在运用言辞这种和平途径方面,应该得到同等尊重和一视同仁。每个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当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说出某句话、提出某个观点或某个方案,都可以被视为前来与旁人商量的,是想要征得人们的同意或批评的。即使他不是这么去想,但实际效果依然如此。事到如今,没有人说话不被质疑,没有人发表意见,而不可能不遇见批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遇见人们的言辞时,首先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政治的途径”,是发出一个引发讨论的邀请。除了这个途径之外,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政治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不是因为他表达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观点,就觉得有理由歧视他,将他归类为别有用心的“敌人”。

  哪怕他表达了与官方相接近的观点。我们所需要的批评,不仅是来自朋友之间,也应该包括来自官方的声音。难不成除了重复别人已经犯过和正在犯下的错误,我们就不能有别的可能选择吗?如果别人不能做到心平气和,你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做个示范给他看。别人恐惧,你可以尝试不恐惧。

  但是有一种言辞,需要挑出来区别对待,那就是威胁性的言辞。我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的微博上读到这么一段:“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先生愿意在微博上公开发表意见,可以理解为愿意与公众一起商量公共事务,愿意接受来自不同面向人们的评判。他呼吁更加透明公开的“清晰原则”,呼吁提高全社会中“共识和信任”,这些我都是赞同的。但是这段话中,他又将“不同解释和猜疑”直接视为“入侵力量”,小小的一个短语,释放了对于公众质疑及不同解释的极度不信任,看起来是意欲引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这样去做的效果,只有影响了公共发言中本来的正常气氛,帮助制造我们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猜疑猜忌,加深对立对抗,扩大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隔阂,这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本意相反吧,这在公共发言中应尽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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