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三支引领队伍

——兼论“大三权分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2-04-27 2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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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回顾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推进现代化,靠的是“三大法宝”,也就是三种公平竞争的机制。这三种公平竞争的机制包括:在经济方面,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讲信用、竞争财富和经济价值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科技文化方面,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讲尊重(尊重前人、他人的成果和贡献)、竞争学术和文化价值的学场机制;在公共管理方面,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公正、竞争权力和政治价值的官场机制。这三种公平竞争的机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完成了一系列变革、创新和发展,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建立、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信用制度的建立、议会制度的确立、专利制度的创立、资产阶级革命,等等,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前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强大成为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一支很强的共产党政治家队伍和一支比较强的自然科技专家队伍;它之所以最后失败,是因为它的体制产生不出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队伍和社会科技专家队伍。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在中国皇权官僚体制下,只能产生出一支官员队伍,而产生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专家队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和共和,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后也归于失败,只是把皇权官僚体制变成了党权官僚体制。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把国民党换成了共产党,把三民主义换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权官僚体制更加严密。在这种体制中,权力决定一切,权力控制着财富,权力就是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引进了竞争机制,但一元化领导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党政领导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主要竞争机制扭曲为 “不讲正义的竞争权力和经济价值的官场机制”,通过地方党政领导之间的竞争,推动了JDP的快速增长,但是形成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腐败丛生、社会不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吴敬琏:《我国市场化改革仍处于“进行时”阶段》,爱思想网2011-12-06 22:56:10)

  

  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竞争的机制也扭曲为“不讲信用的依附权力竞争财富的市场机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审批权的官员是“糖衣炮弹”猛力“攻击”的对象,如果官员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一个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这样,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大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 杨继绳:《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改革内参》2011年第29期)在扭曲的竞争机制条件下,正义和政治价值反倒被忽视,出现了党不管党、政府官员不讲政治、执法部门不讲公正、“裁判员成了运动员”等奇怪现象。

  

  受扭曲最厉害的是学场机制——既受官场机制的控制,又受市场机制的冲击,扭曲为“不讲尊重的依附权力和金钱竞争权力、金钱、名誉、地位的学场机制”,学术和文化价值越来越谈化了,致使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科技和文化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出不了能够推动产业、专业和社会提升的创新成果。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通过亲身感受指出现在大学的五种“重病”:(1)市场化。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 。大学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办各种班“创收” 。赚了一些钱,风气坏了,人心野了 。(2) “项目化生存” 。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 。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学术腐败 。(3)追求大而全 。大学合并,办学个性与特色丢失 。(4)官场化。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5)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 ,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 温儒敏:《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爱思想2012-01-10 10:58:16)这五种“重病”就是受官场机制制约和市场机制冲击而形成的学场机制扭曲和变形的生动描述。

  

  改变这种局面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改变“一元化领导”和“官本位”的体制,实行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科学技术认定发展权与行政权(党政领导权)的分立——“大三权分立”, 使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基础和引导作用的全民所有经济与公共科技教育文化部门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力和资源,按照自身规律不受干扰地完成开拓和创新,成长起一大批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公有制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求真创新精神的科技专家队伍,引领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两支队伍与具有执政为民精神的党政官员队伍一起,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并持续发展下去。

  

  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企业家下岗。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数企业,已经实现了私人资本社会使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变成了法人制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也有许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变成了法人制企业。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法人制企业能搞好,而我们的法人制企业搞不好?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严格的责任,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只有实现“大三权分立”,把全民所有制资产的经营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在人民代表大会下自成系统,才能改变企业附属于政府的局面,专业的公有制企业家才能形成,公有制企业才能搞好。

  

  科技专家可以说是千秋万代制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和传承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新的有价值的创造也会传之千秋。科学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用处,而必须综观古今与未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如果把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也纳入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那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只有实现“大三权分立”,把科学技术认定和发展的权力和资源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才能给知识以权力,给创新以权威。具体构想就是在宏观上,把全国级、省级的学会、协会和全国级的专业委员会提升为半官方的组织,赋予其与本学科、专业相适应的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和奖项、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拨给需要的经费,设立必要的机构。在学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教科文委员会,上属于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可以按照议会制的方式开展工作、讨论问题和最后做出决议。议员由各学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换届。

  

  在微观上,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按照学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规律,实行名师、名家、重大创新项目主持人带动机制。这些专家根据其学科的覆盖及学说、技术的辐射范围,可以成为有关教研部、研究所、学院、研究院的当然正职行政领导(或首席专家),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领导(或行政领导),并在聘任其他教研人员时有推荐权、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院(所、部)学术或技术水平提高的责任。在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高校自治和专家治校,建立由各院(系)负责人和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校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也就是说,形成行政工作附属于科研和教学工作、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体制。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科技和教育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和创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办起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推动我国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科研、教育等)的发展,改变我们的大量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上大学和研究生、许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国研究机构或企业从业的现状。还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实到企业,推动我国经济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应用于教育,也能够培养出熟悉世情和国情,具有民主精神和非特权观念的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合格人才,推进我国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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