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现代国家建设与小农合作的困境

——现代国家建设视角下合作社的实践模式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2-04-27 13:22:21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建设   农民合作社   合作困境   社会基础  

刘涛  

  

  摘要: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框架下,农民合作社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安排,体现着国家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意图,也表明国家治理机制向农村社会渗透的目标。由于市场、法律与科技等现代化因素的不断进入,破坏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地方性治理规则,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基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促成农民合作的公共性力量不复存在,导致农民合作社面临着合作能力低与组织成本高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国家力量介入与农民合作能力培育的方式,增强农村的自治意识、责任意识与民主意识,使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

  

  关键词:现代国家建设;农民合作社;合作困境;社会基础

  

  农民合作社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改变小农经营的规模小、效益低,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载体,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经历了短期平静之后,合作社又再次被推出到历史的舞台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为何又提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合作社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之外,又具有何种政治诉求?其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社有何异同?要真正理清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归历史。历史发展是一个无限连惯的过程,一个过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过程的开始,且前一过程的结局往往决定下一过程的开端及其路径特征 [1]。站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大历史角度,追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前提与可能,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经验与理论之间寻找可能的链接纽带,也可以更好地解读新时期国家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理论认识、政策目标与实践效应。由此,笔者运用现代国家建设的框架,对两个不同时期的合作社发展目标与诉求进行分析,并就合作社的发展困境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尝试性的探索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与农民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合作社的实践逻辑

  

  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现道路,也是国家推进乡村自治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决策。从宏观层面看,每个时期的农民合作社及其构成的合作化运动都是一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宏伟战略,同时也是一场动员、组织农民的中国式运动。这种合作化方式让农民合作被纳入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中,农村、农业与农民都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结构体系与战略格局中。本文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合作社政策实践的分析,现代国家建设也意指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并着力突出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民合作的关系以及达成农民合作的路径。

  “国家政权建设”是基于西欧近代国家转型而来的词汇,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和历史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内涵进行了规范,他指出“国家政权建设”设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2]从空间上看,它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3]换言之,“国家政权建设”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与文化整合措施、活动及过程,其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进行有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4]这种政权体系体现出一套新的治理方式,以权力的“集中化”摧毁地方性的权威,以新的现代化政府及其延伸的政权网络行使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各种基本职责。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不能完全解释现代国家的发展,政权建设只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初始步骤,而后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来完善现代国家的职能和目标,才能建成现代国家。[5]在学者的不断反思中形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解释框架,其不仅包含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涵义,而又蕴含更为丰富和深远的意味:在建成现代国家之前,现代国家建设问题一直存在,并要通过各种制度建设来推进。[6]本研究力图以“现代国家建设”为解释框架,关注行政组织和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落实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和资源汲取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按照现代国家建设模式来进行制度的设计,并开始从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着手进行配套建设,但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当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境,国内外市场都非常狭小,已经不可能选择西方国家的殖民道路,必须集中国内资源发展工业,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出路只有一条: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系。苏联经验证明,国家通过这样的农业体制可以推行集中而统一的计划和向工业化倾斜的购销制度和价格政策,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的积累。”[7]面对这一现实,国家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用合作社改造小农的理论与及苏联合作社的实践经验,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让行政力量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以强力的政治权力介入为手段,以抽取农村资源发展工业为目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在初期发展阶段效果明显,自1952至1958年间,随着土地规模化耕种以及农药、化肥的使用,谷物产出增长了21.9%,人口增长了14.8%,同时公社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958年末,公社平均为5000户、10000个劳动者和10000亩地。[8]1958年初,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8%;粮食征购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11月,全国已经完成1957—1958年粮食征购任务的76%以上。[9]合作社如此快速的发展,与其具有的性质密切相关,它类似于奥尔森提出的“相容性集团”,需要解决的是“做蛋糕”的问题[10]。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参与其中且有共同目标的农民越来越多,合作社越来越大。而大集团的合作与行动,必然会面临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要有效化解“搭便车”行为,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安排,还必须有强力的政治性力量。于是,国家通过党组织的不断扩大、下沉和各类政治性运动,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政治组织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并逐渐形成了“政社合一”的政治制度,农民经济合作社也完全演化为带有政治意味的合作化运动。

  人民公社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确实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通过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动员运动和行政力量对农村资源强行提取,在城市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不仅是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结构分化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必须包括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11]这意味着国家要建立起政府与公民间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完成公共性的转变,政府的组织和行动要有新的治理原则来规约。由此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治理体系仅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初期阶段,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及其对农民的市民化改造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远未实现。

  佘君认为,合作化运动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12]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合作社主要依靠的是党的引导,党建立的制度及其释放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结构实现了农民的组织化,有效整合了乡村社会的资源。但是这种整合方式却使农业合作社被赋予了较强的政治色彩,成为一场政治性意味较强的合作化运动,导致合作社完全成为一项贯彻上级布置的政治性任务,一发不可收拾,在急躁冒进中快速走上了高潮。与此同时合作社也陷入了单一的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模式中,公社不断加强对群众的控制,使得整合乡村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政治关系当中,农民的分层加剧,且流动性被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地缘、血缘关系完全被行政关系所取代。公社体制过分依赖政治权力和政治运动来动员农民,违背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民主与法制理念,单纯依靠行政强制来治理乡村,导致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不断膨胀,乡村自主发展能力日益弱化,合作社也在这种治理体系中走向了终结。

  

  二、新的国家建设目标与合作社的发展困境

  

  在“一家一户”小农经营的基础上,土地的产出难有较大提高,单纯通过补贴实现农民致富也不可能,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合作社成为农民致富的一种选择。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承包制小农家庭出现了经济兼业化和农户内部劳动力专业化的现象,进而推动了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农业商业化进一步引发了农业产业化的需求,农业商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则又必然要求农户组织化,从而将农民合作问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13]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合作社仍然是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及其形成的冲突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有着近九亿人口的农村面临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验。

  组织农民显然不能再依靠行政强制的方式,必须通过制度诱导,让农民自主组织起来。国家在2007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农民组织起来与市场对接,以获得规模化的效益。在地方政府的扶持和资本的参与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具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8月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30万家。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扶持密切相关,政府鼓励农民以各种方式成立合作社,合作社作为统筹的平台,对分散的农户提供统一服务,以降低个体农户经营的成本,并且合作后产生的利润以补贴或分红方式返还农户,从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这个时期的农民合作社也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发展模式有了实质性变化。从发展条件来看,当前国家工业化基本建立,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发展目标上,农业合作社不再是抽取农村资源支持工业,而是为了顺应农业兼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以合作化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发展策略上,是突出农民自我组织的能力,通过农民的自主合作来提高小农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并通过合作组织维护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权益。

  新时期合作社的发展条件与目标都非常符合现实情况,在合作能力上却存在问题,早期社会学家感叹农民是“一代马铃薯”,农民注重的是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合作的利益平衡,曹锦清基于对“黄河边中国”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经典判断[14],从合作前提上论证了农民合作的困境。贺雪峰认为,近代以来经过革命和市场的双重洗礼,中国农民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的理性人特征,而以国家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为主要内容的“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却并没有培育出农民组织合作的社会生态,致使当代农民不可能自生自发地达成合作行为或集体行动。[15]第一种判断基于中国乡土文化特质的解读。在乡村社会呈现是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第二种判断是基于对现代国家建设逻辑的理解。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对权利、民主与法制的追求,使原有的组织农民合作的机制瓦解,新的达成合作的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两种判断都具有合理性,也是导致农民合作难以实现的两个关键问题,但是在现代国家需要快速推进,农村社会的小传统又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怎样既可以保证现代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又能够在依托传统乡村的基础条件,让农民快速转换为现代公民,最终建立起一套乡村自主发展的模式呢?

  当前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对这一问题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中对合作社基本原则规定,可以体会出国家治理与发展的双重目标。其中,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是指导合作社的三个核心原则,这三个原则虽然充分表达了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力图让农民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自主合作,但是其过分强调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国退以后民并没有“进”,乡村传统构筑的文化基础仍然深厚,小农特性仍然没有改变,农民合作在当前不存在霍布斯式的、藉由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创造合作的条件下仍然难于达成。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农民更为有效的组织起来,通过扶持资本下乡组织农民,分担政府的组织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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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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