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12-04-26 13: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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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  

  除了在第二部中描写到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政治迫害、没有强权统治的乌托邦之外,其余笔墨均落在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一边是现代生活,一边是传统习俗;一边是西方价值,一边是伊斯兰教。埃及的纳瓦勒·赛阿维达则索性早早地与伊斯兰传统决裂,她自然也就得到了西方更大的欢迎,甚至激赏。还有刚刚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的伊朗影片《分居风暴》(《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表面上说的是普普通通的一场夫妻分居风波,却被无数的烦恼和无奈的遭遇巧妙地擢升到情与理、情与法以及利与德、利与信的高度。除却看不见的阿訇和看得见的法官,所有人(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显得很可悯、很无辜。当然,影片所以得到西方的青睐,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与伊朗政府的摩擦是原因之一。此外,作为故事导火线的“离开伊朗”则意味深长(妻子执意带者女儿离开伊朗,丈夫却因无法割舍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及生活习惯等原因不予认可。女方因此提出离婚诉讼)。

  人类社会的许多情况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门学科来描述和计算,惟世道人心非文学艺术不能反映。至于反映得如何,则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艺术水准和审美取向。顺言之,我们的许多“大片”,除了投资规模大得惊人,而且愈来愈大,内涵却常常小器得可怜,不仅不能让人感同身受地体味鲜活的生活;即使拍人马屁,都不知道怎么拍、往哪里拍。而苏联后期的去意识形态化写作(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与白银时代作家及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走红,联手瓦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旋律文艺自身的问题另当别论)。同样,苏联晚期的文学批评率先为戈氏“新思维”提供了温床。“人心向背”,往往犹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批评则不同,它好比哲学,具有更为鲜明、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是,一旦时机成熟,批评的武器对于上层建筑便是烈火对干柴,而哗啦啦大厦倾覆多为一朝一夕之功。但后者的发生,往往还要从世道人心中去找答案,当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等等是更为客观,也更为重要的因素,文学艺术则如盐入水,虽化于无形,却可使其咸度陡增。正所谓人心似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却很少深究,倒热衷于把巫不巫傩不傩、求仙拜佛做道场、装鬼弄神测八字当作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以致家国旗幡与坊间知行大相径庭、人心人口判若霄壤。于是,一边是“五个一工程”,一边是超女和穿越、无厘头式的帝王将相和哼哼唧唧的才子佳人;一边是雷锋、郭明义,一边是封建迷信肆虐、谶纬之术泛滥。这表面的多元共存似乎有利于一时一地的和谐安定、文化繁荣,实则却是自毁长城、自折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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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甚至自我毁灭。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中所阐述的那样。君不见人类文明之流浩荡?其进程确是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在全球化时代更是显而易见。我们当何去何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何去何从?这本来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错,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君子之道、文学之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伟大的文学往往是保守的)。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文学及文学批评正一点点丧失立场和职责,甚至完全扯下遮羞布、欢天喜地地以资本(或谓市场)的帮凶、同谋、吹鼓手的面目招摇过市。

  反过来说,倘非村上春树或赛阿维达或波拉尼奥似的“国际化”(实则是西方化),我们的文学能轻易走出去吗?我看难,而且千难万难。这牵涉到我们对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在我看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国际矛盾是民族利益、民族情感同跨国资本及其主要支配者所奉行的资本逻辑之间的尖锐对立;主要内部矛盾则是日益突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错位。这些矛盾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因生产关系和认知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变得错综复杂。文学及文学批评领域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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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回到悖论,若非从纯粹的地理学概念看问题,这世界确实不常是所有国家、民族之总和。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所谓世界文化实际上只是西方文化。而且如前所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不仅其势汹汹,而且本质上难以避免。至于文学,它充其量只是世道人心的表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道人心,却终究不能左右世道人心、改变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王国,而自由王国还非常遥远。

  现在我不妨拿《红楼梦》为例。十八、十九世纪姑且不论,除凤毛麟角似的汉学家外,试问有多少西方作家或学者喜欢甚或通读过《红楼梦》。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还是巴赫金或韦勒克或布鲁姆或伊格尔顿?博尔赫斯倒是读过,却认为《红楼梦》是典型的幻想小说。反之,中国作家、批评家又有哪个不是饱读洋书、对外国经典如数家珍?

  显然,中西之别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已然是说法多多。稍加引申,即有“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内敛文化”和“外向文化”;以及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等等。但这样的二元对立同样很不可信,尽管一定程度上(完全是相对而言)中国的内敛以农耕为基础,西方的外向以扩张为取向。农耕文化崇尚自给自足,这一点西方人早就心知肚明。譬如作为罗马帝国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时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葡美洲、意大利及亚非殖民地等)有恃无恐,在遏止英国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文化准备。于是,也便有了欧洲第一部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和第一张世界地图。不仅如此,西班牙(包括葡萄牙)在派遣其驻菲律宾总督的同时,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这其中就有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阳玛诺,等等。他们在传教和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系统考察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补充和完善了门多萨修士关于我国地大物博、重农轻商、尚文轻武、信鬼胜于敬神、追求安稳不尚冒险等诸多特征的描述。有鉴于此,不可一世的菲律宾总督德拉达、桑德等均曾上书国王,谓仅需几千兵马即可轻取中国。盖因在他们看来,中国固然强盛,却是一盘散沙。然而,帝国梦终究在新兴帝国(英国)和新教的夹击下无可奈何地幻灭了。然而的然而是,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列强对我中华民族的蹂躏多少印证了我们某些致命的阙如。

  光阴荏苒,时间流水般一晃又过去了诸多岁月。如今,跨国资本汹涌,中华民族面临更大,也更严峻的考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愿意与否,中华民族都必须敞开血脉。即使不以扩张为目的,由内向外的转变却是难以避免。而这正不可逆转地改变着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一切。

  话已至此,我们还能坦然地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当然,这种诘问和忧心不应排斥我们守护或扬弃广义的民族传统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既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非文化相对主义,而是一种善意的诉求:守望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无论它多么艰难。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4月18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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