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中国的发展正在“冲进死胡同”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5 次 更新时间:2012-04-23 09: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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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史上都可谓罕见。甚至,非洲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证明了威权政体的好处。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合著的的新书《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平迈进的道路上前进,因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power has to be centralised),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the institutions of power have to be inclusive)。

  没有集中的权力,就没有秩序,而秩序是繁荣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因为非洲一些失败国家的例子,学界几乎不存在争议。在第二点上,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权力制度是否必须是包容性的,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然而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缺乏包容性制度的秩序,虽然可以使经济摆脱贫困,但却不能使经济全面提升到现代繁荣的层面。因为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同时有赖于这样一种信念: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所掠夺。

  换言之,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为自身利益服务,精英的利益就会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和对抗。两位顶级学者把这种结构称为“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中国制度的不足及其危害

  

  显然,这两位学者的论证过程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倾向,但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此关注和对照中国现实是理性而有益的。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如两位学者说的那样——“正在冲进死胡同”?

  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包括包容性经济体系和包容性政治体。坦白来说,中国在这两个层面都是严重不足的。

  更糟糕的是,中国越来越显现出“精粹国家”(extractive nation)的特征,这已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近期的经济衰退就与这密切相关(当然也有国际环境因素)。

  在一个“精粹国家”里,可持续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自由开放社会,才可以产生真正的创新和创造。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认为,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新技术的投资(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y) 和创造性的革新(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两方面只可能在包容性体系下才会产生。

  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含这样一些核心要素:财产权利保护、开放的市场、法治的秩序以及权力的监督、平衡和多元化等。这些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中国或多或少所缺失的。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还是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多次警告:“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丧失”。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经济合法性的执政党来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的后果不可想象。从这个层面来讲,两位学者的观点非常值得中国的政治精英警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就与排他性的“精粹体系”紧密相关。

  虽然笔者对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正在冲进死胡同”的论断表示怀疑(事实上,美国也开始出现“精粹国家”的危险,茶党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信号),但却赞同中国在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不足,而且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会面临不可预料的风险。中国应该怎样避免这种危险,甚至是“冲进死胡同”的后果呢?

  

  避免“冲进死胡同”的两种路径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威权国家在经济上升期转入包容性体系,不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除非政治精英面对异常糟糕的状况,即革命的预期。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是繁荣的基础。

  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是人民大众,都不希望走这样一条路,代价太大,成本太高。不要革命,就得改良。

  从欧洲和拉美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是国家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和社会运动中的温和改革派结成同盟,来共同战胜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对于中国来说,第一种可行的渐进化路径就是,社会中的温和改革派力量和党内的改革派力量进行联合,共同抵御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部门、行业以及地方政府等组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对中央治理政策形成了很大的掣肘。

  这种渐进化路径有望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建立社会协商和妥协机制,从而避免动乱。

  第二种路径是执政党通过改良的方法主动领导政治转型。在这一点上,国家从社会的退出是关键。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划在哪里并不重要,但划出这一界限对于建设一个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比较研究证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会带来制度的变迁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实现民主转型。

  然而现实是,执政党不是在划清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反而有刻意抹杀两者之间界线的倾向。这一点不得不值得反思。

  目前,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增长,老百姓对中央仍充满信任,偏好改革的心理占大多数,这都是中国政治改革或转型的机会和动力。此时,在坚持中国执政党领导权不变的基础上,应逐渐增加利益综合和政治表达的参与渠道,逐步建立起包容性体系。

  可以说,中国执政党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实现良性治理。如果成功,不仅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会不击而溃,同时中国将继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之后,再创另一个“政治奇迹”。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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