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 周天勇 倪红日 薛涌:经历大考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2-04-22 1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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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   周天勇 (进入专栏)   倪红日   薛涌  

  

  第一篇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全局视角

  作者:大力

    

  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温家宝的一席话,让民众期盼已久,寄予厚望的分配改革方案,在酝酿多年后,终要浮出水面。

    

  一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政府多年在分配领域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总体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出现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现象。老百姓普遍感到国家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可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却无大的提升。追其根源,我们认为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解读。第一是国际原因。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情况与我国类似或者更甚于我国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亚洲等地区,这些国家大都属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金砖四国基尼系数都明显偏高。虽然近年来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但始终伴随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贫富差距较大,欧洲国家则处于比较适宜的状态。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特色在于收入差距中的城乡差距明显与人为政策因素有关。六十年我国实行工农“剪刀差”,长期依靠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援工业生产;改革虽然最先从农村开始,但三十多年中,除了农村税费改革外,并没有推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第二是历史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奉行平均主义,人们生活普遍贫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打破了“大锅饭”,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收入差距却名列世界前茅。

  另外,国家统计局相关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近些年披露的金融、能源、烟草、电信、电力、保险等行业高利润、高工资、高福利等信息,以权谋私、以垄断谋利等影响分配不公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贫富悬殊日趋拉大。还有社会保障不足和不够公平、央企高管薪酬巨高等问题更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伤害群众,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弊病,如果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分配不公的弊病不除,那么发展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好。

  针对一些社会改革问题,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2年3月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了解公众最为期待的是哪些改革。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最为关注的改革前三位的是:“收入分配改革”(65.9%)、“社会保障改革”(44.1%)、“政治体制改革”(占比33.6%)。

  通过调查我们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内容的重要举措。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

  

  二

  

  自2004年开始,我国就开始起草《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根本是要调整居民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但收入分配改革要有步骤进行,要有框架和顶层设计。

  所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解决财富分配失衡,既要设计好大思路,找准问题根源,也要找准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汇总多种改革建议和方案,拟成为改革大思路的一部分:

  1.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2.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比如现在七成的央企涉及房地产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地价。解决办法应该将国有资本更多的配置在公益性领域,例如提供保障性住房。

  3.收入分配格局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4.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个税不再以个人收入为准,而是以家庭收入征收。

  5.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缩小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间的分配差距。发放财政补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私人慈善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推动新农村建设。

  6.推进垄断国企、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围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体系,提高个税起点,调节收入差距,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等。

  7.明确提高四类群体收入:第一,农民群体。第二,城乡困难居民家庭。第三,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职工,主要是一线生产工人。第四就是企业退休人员。

  简而言之,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入手,治标是在直接调整收入上下工夫,治本则要从收入分配深层次问题着手。

  实施改革要多层次进行。首先,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扭转初级分配失衡。其次。打破垄断,缩小行业间的差距,建立一种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效率的社会公平机制。再次,强化对资产差距的调节机制。最后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2010年以来,我国已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上调步伐加快,但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多数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0%左右。如果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提高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那么将显著地提高低工薪劳动者的收入。

  最近,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决心很大。比如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对央企母公司、子公司等高管薪酬的调控等措施都有望走向深入。

    

  三

    

  总的来说,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今年关键的改革之一。改革需要从全局视角出发,同时避免思想上的“三大认识误区”,即所谓的“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市场调节论”、“没什么大不了论”等。收入分配改革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次大考。■

    

  第二篇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作者:周天勇

    

  未来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过去一提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思路总是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这样一些关系上绕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对策,要么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原则性太强,在实践中无法操作;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点上做文章;要么被误导,没有认清关键性问题,没有针对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要解放思想

    

  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有学者,甚至舆论界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我从数据入手对东亚与拉美的比较,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看: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从下面的分析看,公平的基础看,关键是加大劳动参与创造和参与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等等,这要从鼓励创业,调整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等等入手。这些解决公平问题的重大的战略举措,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另外,公平比效率要重一些,如何重呢?如果是政府不鼓励创业,不鼓励人民群众去办企业,如果不鼓励劳动者去努力寻找工作岗位和勤奋劳动,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予,结果会似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专家认为,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我认为,和谐社会的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都去勤奋地工作,中等收入人口越来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失业率很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拉美陷阱”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国家财力可能,对选民过度承诺福利,最后由于财力不支,赤字过高,借债过多,导致财政金融和经济动荡和危机,使国民经济跌入了1981―2000年长达20年的负增长和低速增长状态。

  简言之,上述表面上看起来正确,其实是错误的一些理论和思维方式,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对其反思,如果长期在上述定性的争论上纠缠不休,如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内在规律方面务实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和富裕百姓的思路又会陷入传统思维的怪圈之中,结果又会误导解决问题的方向,贻误几年时机,可能使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趋势不能被控制,并且使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地区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要科学分析和研究对策

    

  收入分配及财富分布差距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通过科学和全面地讨论,基本上搞清楚中国许多年来,形成收入分配问题原因的内在性和多方面性,对于我们对症下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搞清问题的形成原因,比没有搞清楚之前,就着手解决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原因,从经济学方法看,需要从诸多的方面观察:如需要就现代经济学的要素投入与分配角度,从一个国家要素创造财富的结构与各种要素被利用程度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观察;需要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城乡人口变动与城乡创造分配财富的关系,以及农业非农业生产结构与就业及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价值形成和时间经济学角度,从财富的增值、积累和马太效应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损的方面考察。

  因此,在理论和政策研究界,我们需要对过去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原因的一些思维方式进行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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