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8 次 更新时间:2012-04-20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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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进入专栏)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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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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