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韦: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乌托邦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2-04-19 20: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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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王韦  

  

  一 自由主义的界定与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的二律背反

  

  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至少面临着两种尴尬。一种是如何面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与以儒学为主导的旧传统)的尴尬,另一种是如何面对自由主义内部各种争执的尴尬。而之所以有这些尴尬,都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界定何为自由主义的缘故。我们整日谈消极自由主义,积极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自由主义评判标准。面对何为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求助于密尔、霍布豪斯,或者以赛亚 伯林、哈耶克。其实,自由主义不外于平等、自由和民主。平等,就是要求,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有均等的机会,以便能发展和实现自己;自由,就是要求在面对社会所提供的那些可以完善自己的机会时,拥有选择上的自由;民主,就是在开发、维护和提供这些供个体实现自己的机会时,程序上要民主。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德;个体拥有自由的选择,就是仁;程序民主,就是礼。有德,有仁,有礼的话,社会就正义,自由主义也就正义。

  

  因此,历史中,凡是有些事件或人物,能够使得个体发展自身、实现自身的机会更为平等、自由、民主时,我们就应该称之为是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反之,则是各种形式对资源的垄断把持或分割占有。由此看来,不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法国的大革命,不论是英国温和的洛克、休谟,还是后来德国激进的马克思,都是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内的。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经济自由与劳工自由的二律背反,即如果实行市场放任,经济自由,那么劳工就极为不自由,马克思正是看透了这一点,试图通过激进的理论表达,来探索劳工实现自我时可能存在的正义方式。经济自由引出劳工的不自由,从而导致大罢工和工人起义,甚至还会埋下经济危机的根子。马克思的追随者,打着寻求机会平等的幌子,搞计划经济,限制经济自由的同时,并没有为机会的平等、自由、民主做出什么贡献。另一种限制经济自由的方式,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为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生存、教育条件,此举除了有利于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恢复以外,还有利于防止这些贫困者倒向激进的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破产,就宣告了资本主义这个自由的二律背反的难以解决。随之风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要重新回归古典自由主义,要重新走市场放任之路,一时间,似乎解决了经济自由与劳工自由的问题,然而,众所周知,这种“解决”是建立在跨国公司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严酷盘剥之上的。一旦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有所上升,西方原本自由的劳工就感到不自由了。

  

  由资本主义自由的二律背反可知,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自由主义。而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历史上为寻得个体的机会平等、自由、民主而做出的一连串的努力。

  

  

  

  二 对两种政治蓝图的驳斥

  

  当下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政治蓝图,一种是所谓的精英共和或乡绅共和,即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所组成的“混合均衡政体”(mixed constitution or balanced constitution),把社会的平等、自由、民主寄托在精英间的制衡之上,其实不过是在寻求一种现代版的贵族共和主义。如今,知识分子群体有加速科层化的趋势。重提打造精英,恐怕只会在高调的口号之下,打造出一群对自身利益、对社会资源极端敏感,且具有深入骨髓的追求欲和把持欲的人群,这些人懂得运用诡辩术为自己追求利益、把持资源来辩护,并使之合理化。精英共和,其实与这几年国内扩大公务员队伍,加速基层换血的精英治国理念无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一个的立足点在精英间利益的差异上,想在差异中觅求权力的制衡,另一个的立足点在精英间利益的共同上,想在共同中获得对专权的认可。

  

  另一种政治蓝图就是所谓的分化说,即党内分化,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然后中国就要走西方式的政党竞选之路,最后哪个政党会胜出,就得由选民手中的选票说了算。所有的选举形式中,全民海选最能体现平等、自由、民主。对我们来说,这种政治蓝图的缺陷不仅仅在于竞选时会出现用金钱拉选票的黑金政治,还在于它以实现或保护平等、自由、民主为名,来鼓励一种政治诡辩术,虽说理不辩不明,但政治诡辩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明理,而是为了通过狡辩来获得和捍卫本人或本阶层的利益。它与精英共和的区别在于,后者坚持一种知识上的贵族性,并认为知识上的贵族性与道德上的贵族性是相通的,这种贵族性是人在技术面前,在现代化进程面前,不至于滑向堕落的保证,贵族共和,就是高贵性与人人求利的本性协调后的产物。而前者则认为,求利是人的天性,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定会尊重手上的选举权,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通过人人在利益上的博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有可能不伤害个体私益的政府,而所谓的贵族性或高贵性,只不过是某些利益团体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寻找到的借口而已。

  

  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精英共和还是分党西化,明显都是违反自由主义精神的,是违背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不让机会拒绝陌生人)、使个体拥有选择机会的自由以及在提供机会时程序要民主的理念的。

  

  这两种政治蓝图,通过对政治乌托邦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政治想象力。除了这两种政治改革的可能,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去构想一个更好的未来了。

  

  三 政治乌托邦对我们的意义

  

  无论是“辅武王,灭殷商”,为周朝子民“制礼作乐”的周公,还是犹太人早期历史中,那些在努力地勾画着完美未来的希伯来先知,抑或者是随后希腊雅典城邦里的那位著名的贵族子弟,辉煌著作《理想国》的筹划者,柏拉图,他们都有一个信念,即,一个好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去想象的,并且,我们也是可以依据想象尝试着对之进行设计的。他们通常还是认为,通过改造社会规则,设计社会规则,可以改造人,教化人。

  

  基督教秉承并修改了这一信念。它认为,在我们渴望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得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赎罪。基督教区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用信、望、爱三德来要求世俗之城,呼吁个体通过自我净化来获得进入上帝之城的资格。基督教认为我们不但要想象一个好的社会,我们还要想象一下配得上这个好的社会的好的人。在柏拉图那里,对人的想象还是规划理想国的一部分,但在基督教这里,对人的想象就可以不是规划上帝之城的一部分了。即使没有获救的人,上帝之城依然存在。

  

  莫尔的《乌托邦》掀起了在世俗世界里想象美好社会的狂潮。不过,早期的政治乌托邦想象者们,主观上更多只是在寄托一种对当下政治状况的不满,客观上与同期的地理大发现相配合,刺激着人们对远方空间的想象。只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受卢梭等浪漫的政治激进派的影响,才开始有许多人企图依据乌托邦的规划蓝图来改造社会。这时,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再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结合。这种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达到了顶峰。于是,乌托邦在现代,几乎成了极权与专权的代名词。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大灾难几乎都与它扯得上关系。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乌托邦,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反思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危害的同时,就出现了一种论调,即,哲人或知识分子,应该成熟,应该懂得不让自己的理论去伤害社会,同时,也要懂得不让社会伤害自己。这种颇带犬儒色彩的思想之所以盛行一时,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再拥有勇气,去促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足够成熟,以至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可以正视并参考各种乌托邦想法,而不会中任何一种的蛊惑之毒。

  

  四 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构想

  

  政治乌托邦热情虽然在过去为我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对于一个政治上成熟且谨慎的民族来说,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能力,又不免是非常悲哀的。乌托邦可以不能使我们信,或者教我们爱,甚至不会在我们体内激起一丝的渴望,但至少可以使我们保留希望,保留一种梦的权利。

  

  下面,我将试图构想一个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国度。

  

  1、这个国度一定要足够大,生活于其中的种群要足够复杂,像中国、美国、印度这样。

  

  2、在这个国度中,人们认为官僚主义的滋生不可避免,但为了避免官僚主义长期对某一地的过度伤害,人们达成协议,需要在国内设定多个流动首都,十年轮流一次,为了精简成本,首都内的常设机构不得超过十五个,考虑到首都接待和承办各类政治会议和活动的能力,入选流动首都的城市规模必须要像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一样。与此相类,省内要设定多个流动省会。省下设县,县级行政单位不流动。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有拒绝当地承办,或成为流动首都、省会的权利。

  

  3、该国度设有人民代表大会(下称人大),乡镇级人大选出县长,各县级人大选出省长,各省级人大选出主席,主席组阁,受媒体与各党派,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政治协商会)的监督。全国人大可罢免主席,省人大可罢免省长,县人大可罢免县长,乡人大可罢免乡长,乡长由村民直接选举。

  

  4、在该国度,国家政权不下县,省级政权不下乡。

  

  5、省长、主席必须为党派人士,这是因为,该国度人民认为,唯有党派人士才能提出明确的治理方案和拥有较强的参政热情。人们约定省长、主席参选需经由政协中各党派提名。政协只设省、国家两级,党派之争(即可以定期举行的党派间的诡辩和有政治诉求的示威游行等等)不下县。各党派组建、解散自由。各党派可在各县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但各县人大有驱逐某党派入内的权力。

  

  6、在本国度内,人人有迁徙自由。如不满当地人大或县长的治理方式,可依据迁徙成本而迁往国内任何地方。

  

  7、除私有耕地、住地以外,所有土地归当地居民集体所有。土地主权归国家。

  

  8、各地方除适量的治安警察以外,不得拥有其它武装力量。军队归国家。全国人大设常驻军事委员会,委员会授权主席代掌军权。

  

  9、无论哪个政党组阁,其它政党都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反对党。如对执政党不满可向人大提交投诉。

  

  10、各政党经费自理,政协经费由各政党按所占席位比例分摊。

  

  11、司法独立,直接向人大负责。同级别行政单位的法人有质疑同级别法院司法公正的权力。

  

  12、教育民间化、地方化。中小学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义务教育,提倡当地人才当地吸收。大学教育应鼓励游学。国立大学平等地面向全国的每一位公民。国内各图书馆,向每一位公民免费开放。

  

  13、任何人在不伤害其它人利益的情况下,都有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权利。

  

  14、在不搞分裂的前提下,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有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任何团体不得为了自身利益蛊惑或威胁其它人改变原本的信仰。

  

  15、在危机时刻,如果人大在较长时间内不能通过某项影响该国度命运的决议时,主席有权利提前做出政治决断,并为之负责。主席做出政治决断前,应征求全国民意。民意的可靠性、及时性依靠高科技手段,每位拥有投票权的公民,都会有一个电子投票器,这使得民意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汇总。从而保证了主席的决断在参考民意上成为可能。

  

  

  该国度人们认为自己已经把自由主义和乌托邦结合了起来,虽然在许多人眼中,这种结合可能显得极为不成熟,但该国度的人有信心在以后的实践中,会一点点地将它完善。最后,该国度热情的人们祝天朝子民虎年大吉,喜庆祥安。

  

  2010年春节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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