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3 次 更新时间:2005-01-05 11: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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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摘要:发生在公元1940年代后半期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的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的动员手段。内战初期处于明显战略劣势的中共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使得中共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共及时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资源基础。土地改革是中共产生巨大能量的源泉,使它仅用了极为短暂的时间即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土地改革;战时财政动员;整顿乡村财政

  

   土地革命,一向被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抗战后1946—1948年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来被视为一个乡村革命的历史叙事,但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述,大多是中共党史语境内的研究,基本上着眼于阐述土地改革的意义、前期土改政策“左”倾的原因,对土改后期的“纠偏”强调的比较多,而对于土地改革运动背后隐含的真实动因则很少触及。总体而言,这段历史至今还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一个领域,这场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的革命的起因、它的真实意义与价值还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土地改革并不是一项纯粹意义上的土地政策,也不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农民群众之间一种简单的“给与”与“支持”的交换关系,而是中共为获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 。我注意到,随着战事的规模和烈度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试图将上述观点再推进一步,即土改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而且这种动员是通过两个战略步骤加以实施的:第一步,中共利用其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将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人民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农村地区成功地激励起强烈的战斗情绪和“支前”氛围,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第二步,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共及时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将战时财政动员推进到具体操作层面,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财政资源基础,获得了战争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由于土地改革两步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共最终在农村“扎根”,“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才得以在短暂的3年时间内结束。

  

   一、战时财政动员的关键性举措

  

   中共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改的转变具有突然性,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因为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刚刚表示过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仅过了一年,中共中央就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式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进行基本政策的调整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这一突然转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内战本身。” 1945年10月间中共正在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内战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季,国民政府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 ”或者说,中共起初并未准备在乡村中立即实行激进式的土改,而是战争的形势迫使其这样做。

  

   抗战胜利后,确曾有过一个为时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时国内弥漫着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根据地亦如此),要求国共两党和平相处的国际压力亦十分强大,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被“和平”的幻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部“厌战”的情绪还是相当明显的,一些人产生了放下枪杆“回家种地”的想法,各根据地都在制定生产重建计划,某些地区部队甚至已经着手复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发出《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 ”这种“莺歌燕舞”的景况甚至影响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工作,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 。1947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亦承认:“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仇敌忾的决心,“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经济与军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共方面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境地 ,这可能是土改为什么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真正原因 。

  

   中共在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占据优势的是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为了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这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共急需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一致的组织动员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必须借助某种运动形式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揭示、凸显出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 ”

  

   但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亿万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调动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 ,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 ”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 ”在这些老根据地立即开展平分土地的运动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但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氛围中进行,它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敌对情绪。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贫雇农、无业游民等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欺凌而积累起无穷尽的愤恨和辛酸,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情绪并没有因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而从根本上消除。

  

   中共本能地认识到,如果立即在乡村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这些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就能充分调动人们的阶级仇恨,进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统统卷进这场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样,社会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于是,中共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1946年9月14日的新华社电讯称:“正是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才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如果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土地)要求,而蒋又从美国得到了外援,中国人民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就很可能像二七年大革命那样再次失败。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1946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是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 。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领导人潘复生的话颇具代表性:“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 。

  

为了推动土改向纵深发展,实质上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争动员,中共于1946—1947年间发动了“复查”和“填平”运动,明确要求:“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 ”冀鲁豫分区党委在1947年1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及随后的一系列指示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土地并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地主也没有被彻底打倒。一部分地区对待地主仍旧“相当彬彬有礼”,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好房子里,保留最肥沃的田地,藏匿有价值的财物。干部们也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将土改和军事工作统一起来的指示。从“爱国自卫战争”起,“群众的士气就一直在下降”。由于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对征兵和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也不会报以多大的热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冀鲁豫分区党委作出如下指示:(1)尚未开展土改的地区应结合征兵运动和支前工作立即进行;(2)游击区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的口号下开展土改;(3)已经开展土改运动的地区应进行复查工作,根据“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纠偏,应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漏过哪怕一个人或是一亩地” 。在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的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在老解放区一次次地掀起高潮。虽然许多地区经过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已经不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了,但土地改革仍然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高的烈度的形式被人为地推向极端。在基本上无地可分的情况下,依然强调地主所有制的存在,“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行普遍的打乱平分政策,鼓励积极分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一切阻碍群众行动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出身不好的干部被整肃、停职和调离,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瘫痪,为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所取代。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俯拾即是 ,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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