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6 次 更新时间:2005-01-05 1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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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现代政治学告诉我们,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是凭借国家权力(主要指武力)进行强制性统治的权威,是凌驾于一切体制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

  “黄宗羲定律”是由当代学者秦晖等根据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并税式改革”规律的认识和揭示综合归纳而成的 ,它是人们对这种税制改革模式所呈现的某种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反映着中国税制改革在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发生一定的变化过程的必然联系。最近,“黄宗羲定律”引起了中国高层决策者的注意。新任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久拖未决的“三农”问题,他的“我们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的话如今已成为一句名言,这也许预示着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宏观政策和制度改革方面将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这两个表面看来并不相干的问题放在一起来研究?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如何?这都是本文所关心和要积极探讨的问题。

  

  一

  

   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西方各国反对神权和王权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已经开始,而中国也在发生着社会剧变。是时的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官宦手中,国家赋税异常沉重,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极其深重,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后金(满族)的入侵并进而入主中原,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多方探索中国的出路,并最终将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了皇权专制制度,黄宗羲是其中最早的和最为杰出的一位“启蒙者”。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身后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成就体现在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方面。他指出:人君“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他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黄宗羲的观点体现出他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色彩,对中国清末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认真地反思了中国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历代赋税制度,认为“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使人民苦于“暴税”之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主张“重定天下之赋”,而定赋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 。他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的“农民负担”和“税费改革”等问题的研究和评论堪称深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价值。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役征收历来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端,专制王朝的财政费用刚性增长,而苛捐杂税丛生、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贪污中饱等却成为专制政府难以克服的弊端,历朝历代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皇权专制制度的权威必须维护,皇室和封建国家的财政来源必须确保的前提下,并税、除费和简化税则,就成为税制改革的一种主体性的思路。唐中期的“两税法”改革、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改革、康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以及民国时期的“田赋三征”等等都是这种“并税式”改革的具体实施形式。这就构成了是时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后期税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特征:每一次改革都是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在农民负担异常沉重、对苛捐杂税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正税杂税合并一体征收,并承诺不在正税之外征收任何税费,而且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暂时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 ,收效于一时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中长期效果甚至无一例外地与初衷完全相反。黄宗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当清醒和深刻。他指出: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黄宗羲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至少发生过4次比较大的“并税式改革”,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唐代中期。唐初的税制——租庸调制度分为田租(土地税,征谷)、代役金(免役收庸,征绢)和户调(户税,征麻布)三个部分,是为“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宰相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将租、庸、调正税和正税之外新出现的地税、户税合并,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夏、秋两税,取消其他杂税。这是第一次“并税”。人们在两税中已见不到租、庸、调之名,但实际上一样也没少,都并入两税一体征收了。晚唐时藩镇割据,两税之外的杂税蜂起,新法被扭曲,并成为唐王朝衰落进而改朝换代的标志和根本原因。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极为形象地揭露了当时苛捐杂税甚于毒蛇猛兽之害。宋代税制称“二税”,也是夏、秋两季征收,性质与唐代两税基本相同,但统治者却故意混淆这种已含有人头税和户税的复合税制与田租(土地税)的区别,在“二税”之外又开征了新的人头税,即“丁身钱米”,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复征税。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田租”、人头税之外又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多入牛毛的“杂变之赋”,在征税过程中还出现了“支移”、“折变”等变相增税的措施,并令农民服“差役”。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变法,制定“免役法”,规定以贫富为标准,将民户分为五等,按等征收“免役钱”,政府用此钱雇人应役,不再征派差役。此举甚得民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并税”。但不久发生“元祐更化”,司马光废止各项新法,苛捐杂税又不断涌现。有史学家称,宋代(包括南宋)究竟有多少苛捐杂税,谁也说不清。到了明代,在二税、丁口税和各种杂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金(银差)。万历九年(公元1581)实行“一条鞭法”改革,把税粮、丁口税、差役和所有杂税全都归并到一起,折银征收,特别是把原来每10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分摊到10年的正税里征收,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再一次归并到了两税中。“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国家财政形势有所好转,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但“好景”仍然不长,新法实行不到40年,因辽东战起,各种田赋“加派”又纷至沓来,出现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的现象。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加派辽饷500万两,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这就是著名的“三饷加派”。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再一次把杂派又并入了“两税”,正是这个“三饷加派”,成为明朝灭亡的导火索。这是“并税式改革”的第三次高潮。顺治元年(公元1644),御史柳寅东向皇帝报告明朝末年于正税之外向农民加派杂税的情况时称:“解京钱粮,头绪纷杂。有一县正额止三千余两,而条分四十余顷。有一项钱粮止一两六七钱,而加费至二、三十两” 。在这样无情的重税压迫之下,农民还能有活路吗?正如黄宗羲所说的:“如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黄宗羲之后清康熙、雍正年间进行的“摊丁入地”改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因而有“清代一条鞭法”之说。“摊丁入地”的政策意图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清初以来难以抑制的杂税丛生问题,清初虽然取消了明末的“三饷加派”,订定《赋役全书》,企图减轻农民负担,但不久自己也开始大搞加派,不仅在田赋正税上加派,如“鼠耗”、“雀耗”、“火耗” 等,而且在杂税上也搞加派。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给事中许承宣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称:“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 鉴于明朝苛捐杂税激起河南、陕西农民大规模武装起义最终导致王朝灭亡,康熙皇帝痛下决心,于五十一年(公元1712)颁令“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雍正皇帝于五年(公元1727)在全国实行“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的“摊丁入地”制度 ,并实行“耗羡归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官员对农民的滥征。可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苛捐杂税,力役或人丁负担不久就在合并后的“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晚清时仍然按照“地丁属地,差徭属人” 的原则征收,一直到民国时,人头税仍然是地方在田赋(国民政府在进行‘国地收支划分’后田赋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外经常征收的一种杂税。

  总之,一次次地“并税”,一次次的重复征收,农民负担一次次的加重,每进行一次“并税式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增税的高潮,黄宗羲精辟地把这种无休止的“并税式改革”称为“积累莫返之害”,是十分正确的。“并税式改革”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是为了不断增加赋税征收,无论税种税目的数量或者税费绝对额都是如此,以确保王朝财政的收入来源,以满足统治者无止境的欲望。上引黄宗羲的话表明,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制改革,并税改革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引发新杂税越来越快,每轮并税改革的周期也越来越短,

  农民也一次次地被逼入绝境,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了。 唐宋时期的改革尚能够维持三、四十年的正向效应,而清前期从雍正改革到乾隆初期河南巡抚雅尔图抱怨苛捐杂税扰民仅不过十几年时间 。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发生的千百次大规模的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中,几乎没有一次发生在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而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税费负担过重相关,就是这个道理。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并税式改革”的实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二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频繁地发生“并税式改革”?为什么“黄宗羲定律”在历史上反复地发生作用?我们看到,黄宗羲大师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诠释,当初提出“黄宗羲定律”概念的秦晖先生对这一定律背后所蕴涵的制度的和社会的因素似乎也并作深入的阐释,“后人习以为常”或“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括了以前的杂派” 等都不能说是很有说服力的答案。而温家宝总理作为政治家在表示要走出“黄宗羲定律”历史阴影的同时,将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归结为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和人员过于庞大 ,这仍然只是说明“现象”而不是指出事物的根源。所以,对于“黄宗羲定律”,我们仍然还有许多不明白、不明确的地方,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精神和制度结构是“黄宗羲定律”产生和长期发挥作用的深层次原因。

  按照政治学通常的理解,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的运作;没有或缺少法律的约束;权威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来自被认为来自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如神的意志、专制君权的嫡传、统治者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威权主义下的政体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在当代,它通常是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威权主义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威权主义的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政府的需要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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