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0 次 更新时间:2005-01-05 1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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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这种农民的反抗斗争就不会终止);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而且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始终没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怪圈。

  其次,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制造的“无限政府” 形态促使“黄宗羲定律”产生和持久地发生作用。无限政府指的是那种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展、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政府。现代政治学告诉我们,无限政府是建立在威权主义的精神与制度结构之上的,由于得不到任何有实质效力的限制与监督,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呈无限扩展的趋势,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那些本来应由市场和社会去做的事情。长此以往,一个国家的民众和社会将逐渐失去自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到政府那里找个“说法”,却从来不会思考自己应当如何去做,不会想到去抵制政府对社会、对私人领域的任意干预,更不会有意识和力量去抵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行为。中国历史上称政府征收的赋税为“皇粮国税”,纳税者被称为“小民”、“平头百姓”,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其权利等都是这种思想和制度的反映。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府就是一种典型的无限政府。中国在皇权专制制度逐步定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已初步形成了政治上的皇权专制制度和财政专制制度。是时统治集团中的王公权贵们已拥有比较充分的税权 ,正是这种对财政赋税的高度集权和控制,为唐、宋代以后皇权专制和财政专制制度强化到极端奠定了基础。皇权专制的政治结构意味着皇帝拥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包括众多的行政机构、专职官吏和职业军人,以充分体现皇权的威严和高度控制整个社会的需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唐朝“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组织亦无限制扩大”, 其实这种政府无限扩张的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以后各代。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并且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却是建立在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用胡如雷先生的话说: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制造的庞大的政府“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 ,表现出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分散这一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政治上的集中要求有大量的官员和军队为之服务,要求有大量的财政经费以供其消费,而自给自足的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却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如果这时候皇帝的征税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事情也许还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偏偏中国皇帝建立的政府是“无限”的,他所拥有的征税权也是“无限”的,得不到任何有的效制约。于是,赋税、徭役征发便随着政府的无限扩张而“无限”发展,越征越多,越征越重,成为破坏社会再生产能力、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基本因素。明清时期就很典型,此时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更加完备和成熟,国家财政权几乎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的财政体制构成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的严重威胁。以明清时期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松江地区为例,明初,“各地赋则每亩不过升斗”,但苏、松、嘉、湖等地有“每亩课至七斗五升的。宣德中加至一石以上,正统中又加至二石以上。以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纳粮百余万石,多于金闽八府一州五十七县之输将;嘉靖间松江府纳粮一百二十余万石,举北直隶八府十八州一百十七县之粮,庶几近之。这还只是就正供而言的。此外,漕运则有加耗,征缴则多悉索;松江本无桑蚕而多赋农桑折绢;已有粗布、细布之解京,又有内号外号之织造。徭役之繁,冗费之多,实属不可悉数。到了清代,赋额有增无减 ”。结果是极其严重的:农业生产物不足以缴税,不得不以手工业生产来补充,因受赋税重压而破产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却发现城市工商业也被破坏殆尽,他们“无事可干”,难以生存,这不仅延缓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过程,商业资本向再生产过程的转移之路被阻塞,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而无法产生,反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更加牢固,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因而长期延续。

  西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西方封建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候,也曾设置了大量的官吏和军人,行政、军费也曾大幅度增加,但当时西方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在支持着王权。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王权始终是受到某种力量限制的。如安德森所说:“‘专制制度’是个误用的名词,在不受限制的意义上,没有一个西方君主曾对其臣民有过绝对的权力。” 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对君主征税权力的制约上。在英国议会制度确立之前,赋税征收已形成事先征求王国社团意见的原则。1215年《大宪章》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 为了确保《大宪章》的贯彻实施,英国议会又于1297年迫使爱德华一世签署了签署了《大宪章确认令》,规定“如无全国公众之同意并为了王国之共同利益,除了古代应交纳协助金外,将不再征收协助金、税金等”。此后,税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了,即使是威行天下的爱德华三世也不得不屈从于议会,承认它有决定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权力。1362年,他签署法令,保证以后“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征收补助金和其他赋税” 。法国赋税也必须经议会的批准方能征收。腓力六世于1338年签署文件,规定“除非有紧急需要,而且经过各等级人民同意,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 。到了专制王权时期,君主的征税权虽然明显强于此前的国王们,但这种权力仍受到各种形式的制约,其中主要是来自地方村镇居民的抗税运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从抗税开始的 。

  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虽然为了维持庞大宗法体系内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度在其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也会对自身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抑制,有一些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如议、封驳、台谏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用比较通俗话说,皇上虽是万民万物的“圣上”,但也得守一点“王法”,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在沦入生命末期以前,中国政体一方面始终保持着皇权专制,另一方面却又建立了一套抑制皇权过分专制的制衡机制。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的:“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 中国皇权制度对自身过分专制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其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恶性发展。宋代以后,皇权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化,君权实现了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以至任何力量都不足以丝毫地动摇君权的威势。相权被一分为三,进而在明代被取消,以“内阁大学士”代之。国家征税还是征兵这样的大事都不再听从宰相的安排,而是有皇帝说了算。在明代,皇帝之“敕”(个人意志)高于国家之“律”(法律规范)的制度特征发展到极端 。从皇帝到各级官吏都可以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时人甚至认为本朝政治统治之严密到了骇人的程度 。顾炎武称之为 “权乃移于法” 。显然,在这样的制度下,一方面是专制皇权需要大规模的行政机构和官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皇帝的征税权又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限制,这就必然走上一条无限政府的路径,“并税式改革”只是这一路径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性的政策调整,它不说明皇权专制和财政专制制度有任何的改变,也根本无力改变无限政府沿着其特定的路径继续一路演化下去。

  无限政府最明显的一个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机构和官员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并且任何改革和整顿措施都无法真正扭转这种趋势,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的一项无法摆脱的极为沉重的负担。为了巩固皇权专制,历代王朝不断地分散削弱各级官僚机构的事权,使之上下相制,内外相维,叠床架屋,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的规模因而越来越庞大,以至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宋英宗高皇后曾惊叹:“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官冗”决非某一王朝的特殊现象,而是皇权专制制度的通病。下面一组数字可作证明:

  唐代贞观初年(约公元627—630)中央政府文武官员643员,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九品以上官员达13465员,至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达到369787员。

  北宋太祖时(公元960—976)内外官约13000员,仁宗时(公元1023—1064)为20000员,至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达48075员。

  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官员为24000员,宪宗时(公元1465—1487)为100000员,世宗时(公元1522—1566)达120000员。

  于是,官俸便成为历代财政数一数二的大项开支。唐代国家财政支出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宋人蔡襄认为宋代“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 。北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全部财政收入为2224万贯,盈亏对半;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全部财政收入为12625万贯,无结余;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财政总收入为11613万贯,支出为12034万贯,加上非常支出1152万贯,财政赤字达1573万贯。可见,从太宗到英宗不到70年的时间,赋税收入增长了5倍多,财政却出现了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局面,其中主要是“官冗”导致财政支出规模直线上升所造成的。明代同样是“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 。清代也是如此,“官冗”已成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不治之症。

  这样,社会和人民就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越来越不受限制的、越来越庞大的政府。过大的政府必然妨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不良的经济又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名政府官员比从事任何职业都要来得稳妥可靠,于是,人们便会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行列,“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一职数官,一官数职” ,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典型的“官文化”。这种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难再用别的文化取代它的。由于政府的无限扩展和官本位文化的蔓延,社会中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官”说了算,腐败便不可抑制了。史载明代“巡按查盘、访辑、馈遗、谢荐多者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在这场巨大的官场贪污受贿的竞赛中,一般说官越大,贪得越多。人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腐败现象,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无情地表明,只有无限政府下的腐败最为严重,是一种不可抑制的腐败。在这样的社会中,官员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职位和利益,即使他去做某件事情,首先也是对他的“乌纱帽”负责;而他的上级在对他提出工作要求时也动辄以官职相威胁,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围着“官”字打转,官的利益第一,农民则成为满足权力阶层最大利益的的工具和牺牲品。皇权专制制度对于农民及其一切财产予夺生杀的“天然权力”在唐宋以后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毫无限制的权力体制通过赋税、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等名目,不断加重对农民的掠夺,通过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方式直接牟取暴利,如:通过“鼠雀耗”、“火耗”之类荒唐的名目进行公开掠夺,利用禁榷制度和垄断权如盐、茶、酒、醋课(专卖)等暗中掠夺,利用采办、进御、上供、采造、织造、采木等机会无偿征调和占有农民财富,占据通衢要道开设“皇店”和权贵的“家店”、“官店”以获取暴利,等等。当农民忍无可忍,社会面临动荡、战乱的危机时,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某种“自救”性质的改革(如‘并税’)运动,但由于整个官僚机器上上下下都“搭”着皇权专制制度的“便车”,官员们不论职位大小都有自己的利益与这个制度牢牢地“栓”在一起,这样的改革也就只能在保持已有的税、费征收总额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改革,农民总的赋税负担是既定的,得不到任何减轻。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由于始终被皇权专制制度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早已吃够了“旬输月送无休息”的苦头,现在能够在重税、重役的压迫下喘一口气,因此还是欢迎“并税式改革”的,社会秩序由此也能暂时安定下来。但问题是,在皇权专制的无限政府的强力冲击之下,“并税式改革”那一条脆弱的“防线”根本无法阻挡“正税”(已‘并’过的税)之外再次出现新的杂税浪潮,在正税、杂税和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费的强力冲击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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