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马克思”加“孔子”:进步及其局限(下)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5 次 更新时间:2012-04-14 1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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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的影响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经学化的儒学随着中国帝制的被推翻而土崩瓦解。那么,儒家思想传统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已中断了、终结了?

  

  从显性的层面,可以说自从人们认定中西之争根本上属于古今的时代差异,以孔孟儒家为核心的中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这就是被批判和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既是中国自身变革的逐步深入,也是儒家从中心到边缘的三次转移。

  

  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凭借经世致用的传统讲“中体西用”。但坚持中体之“三纲”,西学之“用”就不可能突显出来。甲午海战失败,原则上宣告了中体西用的破产。接着戊戌变法,政治上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思想文化上还是打孔子的旗子。但这已经是被近代化的孔子。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康有为对孔子推崇备至,称孔子“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数,系末度,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1]康有为要把儒学宗教化,立孔子为教主。这既是为了政治上保皇,也有出于文化认同、民族复兴的考虑。康有为为了救治人心、抵御外教,早就有立孔教的思想。但是问题在于,他虽然把君主专制的政治与传统文化作了一定的区分,但还是让文化为其政治目标服务。1912年他支持其弟子陈焕章成立孔教会,把保教与保国视为一体,为复辟帝制造舆论。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则充分利用当时的复辟、复古思潮。袁世凯1913年初颁布《整饬伦常令》,声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接着通令恢复学校祀孔;次年9月他又率文武百官到孔庙祭孔,大搞尊孔读经活动。

  

  上述倒行逆施,更增加了那些反对帝制、主张共和的人们对孔孟儒学的反感。谭嗣同痛斥三纲五伦对民众之荼毒,大声疾呼“冲决网罗”。这种彻底的精神和激进的态度,必定激励那些反对王权专制的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但谭嗣同在孔子儒学与荀子的学说之间作了一个切割,他要荀子把中国专制愚民的罪名背起来,他的名言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2]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即董仲舒推崇的儒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已有相当的距离,而较为接近荀子。但是,荀子毕竟不是孔子的叛徒,不是法家,只能说是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孟子与荀子各自构成孔子思想的一翼,孟子重仁义、民本,荀子则重礼法、隆君,但思想体系仍然属于儒家,把所谓荀学从儒学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

  

  那么,谭嗣同批荀保孔的真正合理性何在?我认为他其实是要把专制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痂皮或毒瘤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肌体上切割下来,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得以开显并发扬光大。然而,他指认荀学就是这种政治化的文化,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他的这一看法也未能挽救孔子。清末民初的孔子虽然不是真孔子,儒家也不是原教旨的儒家,但孔子这样一个符号和整个儒家,连同封建帝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须注意的是,康有为要把孔子儒家立为宗教,是仿照基督教,他认为由于“气”的原因,孔子之教不出中国,而佛氏与耶稣则可以肆行于地球。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地位最高的不是孔子,而是佛祖。他们的思想眼界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

  

  到“五四”运动时期,为了民族救亡和社会变革,中国的先进分子已明确地选择了一条革新文化、改造传统的道路;凡主张新文化运动者必定要批判孔孟儒家,批判传统思想文化。应当说,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利用了中国的旧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说唱文化的资源,这从当时出现的“白话文”和大量的翻译词语中即可看出。但白话文和这些词语所蕴含的新观念能否真正进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头脑,并切实地对他们的生活发生影响,却殊非易事。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人“头上的辫子”虽然剪掉了,但“头脑里的辫子”却未剪掉。只要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改变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生产和家族结构,传统思想文化也就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

  

  事实上,“五四”文化运动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的学术界,而各地的政治与家族制度并没有动摇多少;“拜孔教”也在各地和乡村复活着。这又说明少数大都市里学术界的力量之小,努力之不足,任务之未了[3]。显然,“拜孔教”在中国是有土壤的,要改良这个土壤太不容易了。而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既能“服”中国的水土又能给予改良的西方思想文化。

  

  于是,除了孙中山先生结合西方民主思想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首要的思想选项。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而眼光却是世界性的,马克思认定开辟了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并为此呼唤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同“传统”“彻底决裂”的主张,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也得到一批决心彻底推翻旧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同。列宁为了有效地实施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形成“领袖领导政党、政党领导阶级、阶级领导群众”的革命模式[5]。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引导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活动(孙中山的国民党也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进行了重组),其中,也就包括对作为“封建”的传统观念的儒家的批判。

  

  ——可以说,批判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化的儒学,不止是为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清扫道路,也是中国文化自我革新的需要。而整体性地否定儒家,把儒家生活儒学、人文儒学的基本面也否定,则不能不导致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严重破坏。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很深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前,和中国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也是把孔子当圣人看待的,并主张学习国学。这时他即使对孔子有一些批评,也是枝节的、不系统的,因为孔孟儒学是当时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时的毛泽东“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是严守孔孟之道的。在长沙读书时的毛泽东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在肯定教育应“德智体”并重的前提下,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为了反驳体能与思想不能两全的论调,他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并照样称孔子为圣人。

  

  后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进一步吸收自由、民主思想,并加入到反孔的新思潮中,他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但在“五四”时期,他对孔子思想及其时代问题仍然感到很不明确,所以,他提议“问题研究会”所列第四个问题即“孔子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东西文明会合问题”。1920年3月,他在致周世钊信中说自己“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6]

  

  这之后,毛泽东受到新思潮,特别是马列主义的影响,逐步改变了对孔子和国学的看法。那时的毛泽东尚非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而就当时而言,他认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7]对孔子这一“封建时代”文化的代表,他是主张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的。而反对尊孔读经,显然是针对借尊孔行复古倒退,乃至维护专制政治而言的。如1942年,毛泽东与匡亚明谈话时就强调,孔子是二千年前的伟大人物,思想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但就当时的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事情。“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重庆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8]。

  

  可见,“马克思”与“孔夫子”在中国的对立,固然是不同时代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的对立,同时直接涉及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在当时的边区内部,为了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毛泽东重新解释孔夫子的“父慈子孝”,他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的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9] ——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较早版本。历史地看,相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政治是暂时的;但是作为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对立的集中反映,不同的政治却能够对文化给予不同的利用,并在一个时期主导文化的变化方向。

  

  毛泽东真正把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完全对立起来,是在大陆建立新政权之后,并且伴随着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搂梦》研究、反右等一系列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毛泽东越来越出于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需要来看待历史和传统文化了。评价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是非正误,他所理解的政治超标准成了最高的甚至唯一的标准。毛泽东1953年与梁漱溟就工人农民问题辩论时,说“孔夫子的缺点,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那一套,则幸甚!”[10]毛的这一番话本身就有些倒打一耙的味道,但在与民主党派共事的建国初期,他还是尽可能地表现出“民主作风”。

  

  时易势移,江山坐稳了,对毛泽东来说,又一直有现实政治斗争和扩展权力的需要,他于是很快就不大讲民主而大讲专政了。“反右”是中共领袖“专政”的一大实践,接着他就有了为之辩护的论点。如他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秦始皇是个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1]

  

  随着毛泽东“左”倾思想日益严重,“大英雄”的个人意志越来越强烈,他也越发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并上挂下联,更明确地将孔子定性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孔子及其儒学首当其冲,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毒草和垃圾横加扫荡。林彪事件之后,他知道了林彪床头挂着“克己复礼”的条幅,就说:尊孔反法,国民党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是否反儒崇法,当时成为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而在这时,马克思主义被完全纳入到极左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中,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供“理论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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