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马克思”加“孔子”:进步及其局限(下)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7 次 更新时间:2012-04-14 1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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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强化着表面上“激进”、“革命”,实际上僵化和封闭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体制,成为被后人所诟病的“马列教条”。

  

  那么,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真得被扫地出门,不起作用了吗?物质的、器物的文化可以毁灭甚至不留痕迹,如北京的城墙,但我们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却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当着产生这种思想文化的社会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的确,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与法家、与秦始皇结合在一起。但是,更为深入的考察表明,儒家文化传统的作用仍然不能低估。在整个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中,儒家一直发挥着显性与隐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2]也如加达默尔所言:“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3]下面试予分析论述。

  

  由于千百年的传播和运用,《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许多格言及其思想,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尤以历代仁人志士表现出来的道义的承担为儒学最为显性的正面作用。道义的内涵即由孔孟荀三代儒家所倡导所践行的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其“守死善道”的执著。儒家的仁道在后人那里进一步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具体地体现为忠君爱国、匡扶社稷、兴利除弊、除暴安良、抵御外侮的行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孟子所说的汤放桀,武王伐纣式的“革命”。在孟子看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4]儒家所主张的“革命”属于“天命”的转移,即“替天行道”,“有道伐无道”,革命的结果是王权的再造。近代革命论则上承儒家革命论,而又融合了西方近代政治革命思想,如邹容《革命军》所论:“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15]

  

  李大钊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励,而“道德文章”正是中国士人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杜甫)。只不过原来要做帝王师的学者们,现在要联合民众革帝制的命了。近代以来虽然政治成为主题,但儒家以道德主政治的传统或德治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近代的革命者。近代的革命者、从政者虽然深知政治的现实性、利害性,但为了革新政治,往往要突出新道德对新政治的范导作用,将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以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理解“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更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力求按照完美的理想再造社会。由此带来的消极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即“道德乌托邦”的灾难,甚至远大于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文化进步。

  

  道义的承担在儒家的理念中还联系着天命意识、圣王心态,天命意识和圣王心态对近代先进分子和革命者影响颇大,天命在身成为使命在肩,圣王心态转换为再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情怀。这不同于一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实现“内圣外王”。按儒家性善论,确立圣贤的道德人格,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为的事情。然而,人人可为非人人乐为,人人能为。有此道德人格而又能承担大任,则难能可贵。孔子有“天生德于予”之自信;孟子则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16]孟子颇有“进取”的狂者气象,不仅自谓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丈夫”,并且宣称“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北宋王安石以孟子之心为心,以孔孟道统自任,所以他后来在推行变法时才会表现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将心体确立为第一原理,更突出了成圣的旨趣。王阳明被贬龙场,于异常困苦之中,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其所悟者,乃吾性自足,不须外求,充分挺立内在的道德主体性。儒家本来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贤,但如认定天将降大任予斯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必产生无量意志,且容易滋生独断倾向。

  

  在发生沧桑巨变的近代,革命的“狂者”蔚成气候。这一点,我们从作为政治人物的康有为、孙中山身上不难发现,而毛泽东更是突出代表;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则是学者之代表。相应地,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虽然会在革命中形成一定的“阶级的主体性”,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总是盼望出现“大救星”,大救星也是大家长。家长制传统与中国造反者革命者的圣人心态结合起来,势必造成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自己参与的造神运动显然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17]。而这种圣人化、王者化的大家长意识,可以说又是儒家最大的负面问题之一,在儒家的心目中,圣人、王者为天下所有人负责,平民百姓则应当最大限度地服从他们,即所谓“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至于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是“五四”运动的激进思潮,则值得一辨。基本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并非知识分子们自发的“激进”,相反,它是青年学生和处于体制下层的民众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开展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进而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上虽然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但同时大量地吸收西方的“新”文化,而“文革”则不论中西,只要属于文化“大传统”,即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悉数加以扫荡,完全沦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野蛮行径,只能说是“五四”运动的异化形态。——“五四”异化为“文革”,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家所推崇的“家长制传统”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未被真正破除,反而一直得到国共两党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还要看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虽然为儒家主导,儒释道法却互补互斥、各胜擅场,法家始终被统治者作为密而不宣的武器,法家的理性态度和讲求事功的旨趣也得到许多改革者和务实派的赞同;佛教与道教在民间的影响甚至超过儒家。在某种适宜的外部环境下,儒释道法就会分化开来并发挥不同的作用。而体现在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和各种戏剧、评书等民间文学中的“小传统”,则往往是儒释道法各种思想观念的混合物,富含底层人民的生存智慧和正义感,但也弥漫着“哥们义气”、“快意恩仇”以及渲染暴力、颠倒文明等非理性的严重负面问题。由于近代的社会的巨变和动荡,革命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本翻转旧世界,发动民众闹革命,毛泽东更是重视思想文化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要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于是,小传统显示出极大的活力,甚至进入到原来大传统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小传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同样具有两重性。

  

  过去,我们虽然认识到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但是对于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西学东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客观上,长期处于家族本位和小农经济环境中的中国人,对于在希腊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信仰文化的思想传统中,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中,在工商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不可能不发生相当大的误读、曲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影响,客观上都难以避免。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往往构成解释学的相互纠缠。

  

  问题在于,我们对此能否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批判的态度,即一方面,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努力进入他们理论的视界,用他们的眼光发现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奴化的、小农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批判地看待曾经行之有效的实践形式,坚持在实践的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步。

  

  必须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亦决非不存在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运”中发生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集权专制、践踏法律,以及与文化传统彻底决裂的“乌托邦”式的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原罪”。但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东方的革命者很难超越自身的历史规定和民族传统去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斗争的“武器”和所谓的“刀子”来运用——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列宁和斯大林称为中共专政的“两把刀子”,在“结合实际”中更是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水准。

  

  今天时代的社会发展,既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在另外的方面滞后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悍批判者,其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旨趣也给人以理想的鼓舞,但是,面对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市场经济社会,它必须给自己提出新的理论定位。而要成为这一社会的指导思想,它就必须经过一个从激进的批判与革命到建设性地谋划现代社会秩序的转换。在今天,我们必须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理论中“活”的东西与“死”的东西、“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理想”的终极意义,从而给予不同的对待。

  

  ——反转来,我们对儒家理解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如不是看重孔孟在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不是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具体设计,而是从中国文化传承、建构的角度看他们推展、贡献了什么,这样,我们重视于孔子及其儒学的,自然就是“仁”而不是“礼”了[18]。

  

  由此可见,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现代转换;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借助甚至渗透了中国的传统,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当代中国正在走出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的格局。

  

  

  

  四、马克思与孔子联盟的实质及不足

  

  当人们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来形容传统“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领袖专政时,那么,提出“马克思加孔夫子”,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不过是让上述专政由过去的“刚性”变成“柔性”而已,也许有些当权者是这样考虑的,但作为当代大陆趋势性的思想文化现象,这样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和政治化,似乎“马克思”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而孔子也不过是新的政治文化的符号或帮闲,这都是对当代大陆语境的罔顾。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名义下,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已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勿宁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学说”的重新确立和理解。在中共看来,中华民族的自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亡即改朝换代,也不能靠“软弱”的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样它就“必然”依附“帝国主义”,不可能真正摆脱殖民地的命运,实现民族的复兴;只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明的“社会主义”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前途所在。所以,中共理解的“新”民主主义,不同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又正因为采取了与西方和台湾对着干的态度,社会主义被理解为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的理论也失去了现代性,成为只知讲“专政”的“马列教条”。现在则是要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背书。

  

  而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是在中国现代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有了相对区分的条件下兴起的,这己不同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人的尊孔复古。当代中国早就不再是过去的“天下帝国”、“中央之国”,而成为有着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国家”,目前又与世界各国一道经历着全球化运动,而全球化与地方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相反相成的,孔子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这一元的象征。

  

  因此,“马克思”加“孔夫子”,更应当被理解为现代社会科学与中国的人文文化传统的联盟和整合。

  

  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为人们提供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思想、知识与技能的,主要是来自包括马克思理论在内的西方各种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想,所以它才成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著述环绕着的主题,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和职工培训的基本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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