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股市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2-04-14 11: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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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8月23日,上海股市翻越了被称为“股市屋脊”的5000点大关。这是5月29日中国股市开户数突破1亿户关口、8月9日沪深股市总市值首次超过GDP之后的又一里程碑。这一刻的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大部分机构以及中小投资者,是从市场繁荣、交易活跃、财富效应日益凸现来看待这一事件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将观察期不限于近两年来的“大牛市”,而是放眼于90年代初中国股市的创立,并且将中国经济置于以Internet为支撑的新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的时候,不难发现,与市值的收获相比,股市更大的收获在于制度创新,或者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股市社会主义。

  

  1.社会主义的基本难题

  

  自从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以来,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社会主义实践在前苏联、东欧也曾有过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但最终陷入了沉寂。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不管在西方,或是东方遭遇这种普遍性的困境,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有问题,而是在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基本难题的时候,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难题是什么呢?在这一方面,反对派的声音也许是最值得关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集中计划的倡导者曲解了经济问题的本质。他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由此推断,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问题通过事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全能的中央委员会,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

  

  市场中的信息和知识总是分散地存储在不同组织和个人头脑中的,为了与分散的知识体系相适应,决策体系也必须是分散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央决策机构。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中央计划,至少是以中央计划为主体的,这就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难题:信息和知识的分散与决策权力集中的矛盾。

  

  工业革命以来,工厂化、大规模生产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产资料的规模化、集约化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就资本的原始积累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全体人民“节衣缩食”共同造就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属于全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在我国的法律中被明确定义的。这就带来了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难题: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与收益人人分享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方式要求资本高度集中,而收益分享反过来要求清晰地界定资本构成中所有者的权利。

  

  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基本难题是:管理权集中和监督者缺位之间的矛盾。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企业的管理者,但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如何保证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他所经营的资产负责呢?只有借助行政手段来实现,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任免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并定期监督、控制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可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也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又有什么内在的激励和手段可以保证他们在监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时候,能尽职尽责呢?这就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下,监督者是缺位的。

  

  看清了问题,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就十分清楚了。第一个难题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决策失误。当决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手段掌握必需的信息时,决策就只能“拍脑袋”,“拍脑袋”的结果是连续不断地交“学费”。第二个难题的直接后果是加大贫富差距。即拥有集约化资产的国有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技术手段和市场垄断地位,“攫取”社会财富,并在一小部分人之间分享,而其他社会成员只能“望洋兴叹”。以中国移动通信为例,它的最初投资是财政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每一个纳税人都应该从中国移动的收益中分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可事实上,现代化的通讯设备集中到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之后,所带来的收益只在中国移动公司员工内分享,其他人是没有好处的。第三个难题带来的后果是管理水平低下以及腐败滋生,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管理现状所证实。

  

  

  2.股市化解社会主义基本难题

  

  规范的股票市场的第一个功能是资源配置,即市场信号将社会资源引导到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当中去。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新经济兴起的时候,Yahoo、Google等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就是这个原因。显然,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股票市场有一个有效的“信号灯”机制,或者说,与资源配置功能比较起来,股市更重要的职能是信息收集、处理、传递和分享,并支持在信息分散环境下的集中决策。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信息技术的发展多么迅速,在经济学家的严格定义下,任何一种决策都是在“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前提下做出的。“有限知识”是指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决策的全部信息,“有限理性”是指我们也不可能求得每一种决策之后的收益状况及成败得失。“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法则决定了任何一种决策都是有风险的,差别只在于大小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股市实现了信息的有效收集、整理和传递,决策也仅仅是增加了更多的“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并不能将“有限”扩展到全部。

  目前股市对决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事前咨询——因为,在一个有数千家企业的股票市场中,有许多和本企业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在这些企业的经营历史中,可能作过同样的投资,而作为上市企业,这些投资的成效是公开的,并且直接地影响到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表现。如果本企业要投资,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指导本企业的投资活动。第二,事后评估——企业投资活动公开之后,各大投资机构、咨询机构都会对投资活动发表研究报告,并根据历史数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就是公司市值的涨落。市值的涨跌虽然不是判断投资成败的唯一因素,但提供了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评判标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可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所享有的改革成果却有相当大的差距。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因为他们占有了更多的经济份额,另一部分人则相对贫困,并在与富裕阶层的比较中产生了更大的心理落差。究其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规模庞大、财力雄厚、拥有垄断性资源和市场地位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并不属于全社会,而是只属于经营和管理该企业的领导层和在该企业工作的员工。

  以中国移动为例,2006年,其净利润达到人民币660.26亿元,每股基本盈利达到人民币3.32元。按照2006年全年的利润派息计划,中国移动董事会建议每股派发0.763港元的末期股息,即2006年中国移动派发的红利将高达151.74亿元。可是,因为中国移动是在香港上市的,而大多数居住在内地的中国人没有购买H股的渠道,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红利落在了香港人以及在香港投资的外国人腰包,而数以亿计的内地居民充当了“捐款者”的角色——毕竟,中国移动的主要业务是在中国内地市场,包括越来越广阔的农村市场。

  不仅如此,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国有企业中的巨型航空母舰,都已在香港或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由于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其经营业绩的飘红几乎是“铁板钉钉”的,每年给外国投资者奉送“红包”也是“铁板钉钉”。显然,香港以及国外投资者更多地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及特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事实上,通过内地股市是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民有”和“民享”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民有”是指人民自由持有国有企业的股票,“民享”是指通过对股票的持有获得企业分红以及市值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所有权通过收益权来实现,而收益权又反证了所有权的存在;没有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占有,全民所有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分享了利润,也就间接地占有了国有企业的部分生产资料,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有”——生产资料公有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其实,我们也可以将这个问题称为“民治”,“民有”、“民享”之后,必然伴随着“民治”。因为,人民都是关心他们的财产的,也是关心他们财产收益的,关心财产的收益却对企业管理放任自流是没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民、众多人民会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股市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间接地控制企业运行。

  “用脚投票”是最直接、有效的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之一,也是股民的首选——当国有上市企业经营业绩不良而导致“众叛亲离”的时候,其股价必然下跌。如果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股价的下跌漠然视之,那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或者企业被市场淘汰,或者企业领导者被董事会罢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干预,比之目前的行政干预,更经济也更有效。

  不过,“用脚投票”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表达股民意志的方式,另一种比较积极的影响国有上市企业的方式是机构投资者。这一点,在发达、规范的股票市场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为机构投资者具有雄厚的财力、技术手段以及优良的专业人才,它们有广泛的正式信息渠道,有各种专业报刊杂志和历史数据库以及处理海量数据的统计软件。它们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计算公司的估值,拜访公司了解管理层,参加股东大会等等。最重要的是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这就使得“用脚投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用手投票”。值得指出的是,机构投资者“用手投票”是利益驱动的,而目前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代表是“利益无关的”,因为,他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而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哪一种监督方式更有效,不言自明。

  股市以及与其相关的信息技术、法律制度、中介组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一个规范的股票市场中,国家将拥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国有企业变成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民众通过购买股票实现对生产资料的间接占有,并以红利和市值增长获得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股民自发的“用脚投票”和专业投资机构的“用脚投票”可以有效地实现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3.近期股市的发展

  

  如果,我们将股市看作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么,股票市场是否成熟就是一个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显然,目前的中国股市远没有成熟,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因此,发展股市、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不仅是繁荣股票经济的需求,也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就近期而言,中国股市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发展力度。

  

  第一,更多的开户数量。深沪两市的开户数已经超过1亿户,不过,这一亿户的开户数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广大的农村并没有多少人参与股市,股市只是“城里人的股市”,农民依然徘徊在股市的大门之外,这也就剥夺了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因此,扩大开户数量并将农民群体逐渐纳入到股市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第二,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在发展散户的同时,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并逐渐使机构投资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因为,一个机构投资者成为主力的股票市场才是稳定的、健康的,才是一个投资市场,而不是一个投机市场。

  

  第三,H股回归。H股公司都是中国国有特大型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经营业绩良好,H股回归能够使得中国内地投资者尽早成为国有优质资产的间接占有者和利益分享者。

  

  第四,更多的上市企业。更多是指应该将绝大部分拥有国有资产的国企上市,比如中国铁路以及与其相关的大部分企业,现在依然封闭运行。这种运行体制一方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与“民有”、“民享”的社会主义理念相违背。另外,很多承担公共服务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如自来水、燃气、供电企业等也应该尽快上市。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有些人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今天看来,股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的发明正在为缔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焕发出无限的生机。

  

  

  

  2007年8月26日星期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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