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金融改革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和美国目前都在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体系，而中国金融体系还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两者的金融改革在出发点，重点和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金融改革毫无共同点和可比性。
首先，两国金融改革的大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提高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性，促使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将社会的储蓄以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实体经济中的各种投资，包括基础设施，住房，生产能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资，同时也为消费者在他们一生的不同阶段有效分配其收入、财富和消费提供便利。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在前一段时期，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其金融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一些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交易似乎只是为了金融机构自身谋取利润，从而形成了不断膨胀的金融资产泡沫。同时，美国一些“大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形成了垄断，直接和间接地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削弱了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最终导致了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虽然没有陷入金融危机，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混乱，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的上升，民间融资的失控，都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不稳定的隐患。同时，中国也存在金融机构的垄断问题，存在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问题，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需求。
当然，中美两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肯定不同。
美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恢复金融机构应有的责任和职能，重振投资人和消费者对美国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丧失的信心。
中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通过改革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在三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深度，广度和国际开放程度，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能够为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美两国在金融改革方面的重点和具体措施也肯定有很大不同。
例如，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点：（参见本人的另一篇博文：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首先，金融改革法案决定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债监督金融机构推销的各种金融产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避免消费者在购买房地产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它金融产品时受到金融机构误导和欺诈，限制一些金融机构征收的隐型费用。
金融改革法案还将着重解决“大不能倒”的庞大金融机构带来的系统风险问题。改革法案要求对规模过大，结构过复杂的金融机构在资本准备金，杠杆率，流通性，风险管理等方面实行比其它金融机构更为严格的规定，限制金融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必要时，将一些过于庞大过于复杂的金融机构分拆。同时，限制商业银行的自营性金融交易。法案强调今后不再用纳税人的钱来援助濒于倒闭的金融机构。
美国的金融改革还包括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管理，增加交易的透明度，监督发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公司，确保它们有充足的担保金。
如何改革金融机构高管层薪金制度和激励机制也是美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面。金融机构，特别是高管层，丰厚的薪金和奖金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金融改革并不是要设定薪金和奖金的限额，而是要改革薪金和奖金的制度，使薪金和奖金与公司的长期业绩挂钩，避免高管层为了追求短期的利润而冒过高的风险，在冒险失败后，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
金融改革法案还包括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在证监会下成立监督评级机构的办公室，增加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评级的透明性，要求评级机构公布他们评级的方法和他们评级的历史记录。
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有3000页之巨，许多具体的法规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讨论的范围。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思路：过去二、三十年，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一些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原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范围，需要新的法规去约束一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秩序。
而中国新一轮的金融改革的思路则与美国不同。形象地讲，不是亡羊补牢，而是将羊圈扩大，给羊群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要打破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法规，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的发展，推进金融创新。当然，也要吸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发展，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建立新的监管法律法规，而不是等到将来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再亡羊补牢。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中国3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系列改革和开放政策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改革和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各种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的发展，各种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复杂化，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有的金融体系暴露出许多不稳定，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企业和消费者需要，不能很好地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接轨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可找到与金融体系有关的原因。
例如，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偏低，储蓄和投资率偏高，对外收支的失衡等问题，除了与分配政策和其它一些政策有关外，与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金融业存在的垄断，利率没有市场化，特别是储蓄利率长期被压抑，汇率市场机制不完善，民间融资非正规化，都是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
中国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前面已经讲了，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目前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在三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深度，广度和国际开放度。
改革的措施和步骤应该包括：鼓励建立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促使民营金融业合法化和规范化，打破大银行的金融垄断，实现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更多的金融产品，平稳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逐步开放，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参见本人另一博文：人民币取代日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中国的金融改革还必须与其它改革配套。金融改革只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部分。例如，不仅仅银行业有垄断问题，其它行业也垄断问题，这些垄断是有关联的，与政企不分的问题也紧密相连。不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就很难解决银行以及其它行业的垄断问题。
当然，对金融改革，应该抱着务实的态度，不要期望一蹴而就，不要期望金融改革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美国的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需要在今后十年逐步实行，而且，改革法案并没有能够包括如何解决人们所关注的两大由政府资助的房地产贷款公司（两房）的问题。
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也不可能对国有银行和其它国有企业采取简单的“私有化”方法，一卖了事。事实上，国有企业涉及三个不同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垄断问题，政企不分问题。改革可以先避开所有制问题，从解决后两个问题着手。
比较中国和美国的金融改革，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改革都会遇到阻力。
美国目前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对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产生强烈的抵触，认为实施这些法案会严重影响银行和金融业的效率。
中国金融改革肯定也会遇到阻力，既有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也会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化解阻力，推动改革既需要政治家凝聚强大的政治力量又需要有政治技巧。
最近中国政府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公布了十二条金融改革试点方案，对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减少垄断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中国过去30多年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都是先在一个地区试点，然后推开到全国：如农村的包产责任制，对外贸易开放特区，等等。但是，金融体系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贸易加工不同，有很强的系统性，很难进行有效的局部试验。例如，资金的流通性远远高于产品，高于贸易流，很难控制试验区与其它地区之间的资金流通。这也是十二条中没有包括利率市场化的原因，而利率市场化是许多其它金融改革措施的前提。
中国需要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金融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