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2 次 更新时间:2012-04-12 2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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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5年10月我应贵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发表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五年,有幸承蒙贵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藉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做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二十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它几个方法论的问题,做些进一步的阐述:

  

  1.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 “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它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把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接受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其次,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它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可以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而使收入差距扩大。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21][1],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发了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22][2]。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它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这些理论中接受了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传统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一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得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其效率将低于个体农场中。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23][3]

  

  2.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它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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