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7 次 更新时间:2012-04-12 2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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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即理性人的假设[24][4]。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做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就各种的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即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它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25][5]。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天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它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仅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他们的政府和我国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绝然不同的其它发展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既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26][6]。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像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做出在新制度经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从放弃Amartya Sen著名的1966年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27][7]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的理论推论。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功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只是去了解观点,而是,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做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外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1. “本质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做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Sen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决定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28][8]。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分析时,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做任何和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国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2. “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研究某一时某一地的一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此时此地唯一的,还是在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它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3. “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大概也就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4. “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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