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弱势、强势、权势与社会公正——未来改革的三大难题

————《2003:在历史的拐点上》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2 次 更新时间:2005-01-04 14: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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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君 (进入专栏)  

  

  ——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十六届三中全会是这个转弯的标杆。主导中国改革的思想从GDP压倒一切向“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我们可以把2004年的1号文件看成是这个历史性转变迈出的第一步,文件使用了“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要求,我们可以把这个讲话看成是新一届政府对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施政纲领。这一“重大的转变”必将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展开。

  ——“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前中国存在的三大社会群体(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与权势群体)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认真落实,逐步形成公正合理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十六大报告),使社会各阶层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此,我们用新的“发展观”审视过去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局限、问题,分析当前改革发展的难点与关键。谨祝中国的改革发展一路走好!

  

  前言: 新世纪、大发展、高难度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

  

  人类进入21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刻,全世界都沸腾了。这不仅是一个世纪的交替,还是一个千年的交替,它不仅有人类对新千年、新世纪充满希望的纪元意义,还包括“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信息文明转变”。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是激情高昂,沉浸在千僖之交、世纪之交的兴奋之中。想一想千年之前中国曾有的辉煌,想一想百年之前中国承受的屈辱,再想一想20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有理由兴奋,有理由骄傲。正在奋力崛起的中国看到了新世纪的前20年将是中国的重大发展机遇期,中国有力量在新世纪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迎接新世纪,抓住新机遇,一群关注中国发展变化的知识分子,以理性以激情以深刻,开宗明言提出“中国问题”。主编李静在《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一书的《小序》里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换言之,也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生机勃勃的年代”,“没有改革与发展,就不会产生问题和挑战”,“因此,‘问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和希望之所在,而发现、揭示和研究‘问题’,则必须诉诸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辉煌与问题同在

  

  我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关注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社会转型的序幕。《南方周末》一篇文章写道:改革20多年里,我们告别了个人崇拜,告别了体制崇拜,告别了所有制崇拜。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是的,改革与社会转型,已如离弦之箭,我们回不去了。从解放思想起步,从质疑、挣脱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经过14年的探索、争论,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特别是次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又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报告是这样评价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的历史意义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25年改革发展所创造的辉煌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但是,当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骄傲的时候,十六大报告又提醒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里的“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准确而深刻的概括,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十六大报告),清醒地看到由于“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所形成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严峻性,清醒地看到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推进改革发展所形成的困难和风险。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把难点、风险留给了未来。渐进式改革的优势是能够最大程度到保证整个社会在稳定中实现转型。但渐进式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去破除传统体制的核心,传统体制赋予的绝对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对利益分配的优先权——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依然发挥主导作用。于是,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缺失制衡的配置权、管制权、优先权致使“寻租”性权力腐败严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权势群体(即权力关系网)和一个以依靠权势非法发财致富的强势群体。同时,权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逐渐形成和壮大过程中,必然侵占和掠夺公众利益、他人利益,那些被侵害、被掠夺的社会群体成为弱势群体,构成带有社会冲突、利益配置严重不公的三大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捞取的利益越多,权力的含金量越大,对权与利的剥离就越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纪委研究室等部门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舆情做调查,报告指出,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都非常突出。

  

  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新的转变

  

  十六大是一个标志,承前启后。十六大报告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标志着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我们已经胜利地走完了第一步。同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第二步“后难”的改革全面铺开。2003年的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是对十六大报告已经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具体贯彻落实的纲领性文件。改革已经翻到第二页。这个《决定》作为第二页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一个鲜明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五大统筹发展”,强调社会公正。由此,过去第一页里主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改革的“中心论发展观”在进入第二页后记下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改革的“科学发展观”。

  可见,第二步改革不仅要解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束缚,这是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的任务,还要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出现的问题,解决传统体制赋予的绝对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出现“异化”的问题。一言譬之,第二步改革不仅要破除传统体制的障碍,还要解决社会发展中日愈突出的公正问题。具体说来,包括三大任务:一是如何保证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二是如何抑制强势群体非法致富和为富不仁,三是如何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体制性弊端,铲除权势群体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这些是第二步改革面临的新任务,是更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将“触犯”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与既得利益同盟殊死的斗争。现在的情况是彼此之间势均力敌。改革的一方,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表明中央的决心很大,《决定》提出的思路和措施、科学发展观,顺大势,合民心。改革的另一方,势力仍然强大。一些权力人物及权力部门、企业家们,事实上又是施行改革的推行者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这些人已经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即人们已经见惯不惊的“社会关系网”。他们非常清楚强调社会公正意味着将削弱和剥夺他们使用不公正手段谋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权利。他们必将千方百计阻扰改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改革形成了权势、强势、弱势三大社会群体,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情况已被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所取代,弱势群体对现状的不满和抱怨日益加重。那些本来就反对改革的“老左”、“新左”们利用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对现状的不满,以“社会良心”、“人民代言人”自居,夸大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离间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这些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使第二步改革充满变数。

  所以,未来的改革是在闯关。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告诫全党:“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对此,我们决不能不以为然。其实,第二步改革,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关注弱势群体与巩固工农联盟

  

  问题的严峻与批评的尖锐

  

  弱势群体,在中国已是一个既定事实。2003年,政府认同的绝对贫困人数,年收入600元以下,有3000万。组成这个弱势群体的,主要是城市低收入工人(包括因国企“关停并转”而下岗或待业的工人、进城就业的部分农民工)和农村远离中心城市、自然条件差的农民。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既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基本保证,又是《宪法》确定的国体,也是改革全过程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已经有5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史,又有20多年改革发展的经济成果,一部分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确特别刺眼,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协调,与改革的初衷不相称,会影响执政党与工人农民的传统的血肉关系。而且,普通工人农民向社会边缘滑去的惯性还有加剧的趋势。

  基于这一现实,最先把弱势群体的出现上升到政权的工农联盟基础已经动摇的高度来置疑改革的是何新。他认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在新的时代,当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时,共产党为了寻求与外部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求自身角色向资产阶级的转换,同时又在国内培养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思想》。见“何新论坛”网页)

  何新曾经是全国政协专职委员,相当于专职社会批评家。他的这些认识不是普通学者的学术见解,而是一位曾经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的时政研究者发表的政见,代表着一种社会思潮。如何认识问题是解决的问题的前提。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首先回答这一社会思潮提出的批评。

  

  我与何新的认识分歧

  

  我认为:1.一些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这是事实。改革以来,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日益恶化始终是执政党最揪心、下大力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事实。我们党努力维护工人农民根本利益、巩固工农联盟的执政宗旨没有变;2.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是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个处在工人农民之下的社会群体(比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如今这个群体已经消失;3.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中的一部分上升为中产阶级或高收入阶层,另一部分人发展相对滞缓才凸显出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4.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现状必须尽快改善。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或者弱势群体出现扩大的趋势,的确会危及执政党所依赖的工农联盟这一社会基础的巩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见十六大报告)。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大批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主,成为社会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些企业主中,有的本身就是工人(辞职下海)或农民(弃农经商),有的是工人或农民的后代。他们从原来的那个阶级里分化出来。改革给他们创造了创业、发展的机会,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事业红红活活,成为有产者,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改革的重大成功之一。工人农民中部分发家致富,引发了社会阶层的重大调整和重大变革,是党的执政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仅我身边发生的变化就有无数事例。事例一,黄,男,1948年出生,小学文化。1984年辞职前是重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先替别人打工维修汽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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