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马克思”加“孔子”:进步及其局限(上)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0 次 更新时间:2012-04-11 20: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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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的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毛思想”、“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在此期间,孔子及其儒学越来越引起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孔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在大陆,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共处或“联盟”,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它表明“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等长期呈现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已经发生某种程度的和解。

  

  但是,着眼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中国大陆转型的诸多问题,只是靠马克思和孔夫子这两个符号所代表的主张与学说是难以应对的,也是有问题的。理论是思想文化的概念化凝炼和系统化表述,越是彻底的理论,即越是能够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越是具有对现实的穿透力和前瞻性。但目前大陆的思想理论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空洞和滞后的问题;现有的思想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整合和重构,甚至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仍然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拒斥,而许多早就被证伪的或似是而非的理论,却受着特殊的保护并被反复地宣传,严重地困扰着国人的思想和实践,影响着社会转型及相关战略和策略的制订与实施。能够卓有成效地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观念系统,亟待确立,否则,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将缺失理论的有力支撑。

  

  本文先就马克思和孔夫子所代表的两种主张与学说及其各自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给予论述,以便为上述任务的实现作出必要的清理和铺垫。

  

  

  

  一、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相遇

  

  马克思和孔夫子是历史上两个真实的个人。但这两个人有着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文化间隔。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那是中国“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的德国,逝世于1883年的英国,一生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所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个时代也是阶级矛盾和由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导致的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的时期。正象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一样,马克思是知道孔夫子的,但所知有限。他在1842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是孔夫子,作为易经的阐释者;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转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话中有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孔夫子,主张“财产共有的原则”。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

  

  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主张激进革命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在它的指导下,他们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在它的旗帜下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成为“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中国执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即对“列宁主义”有所淡化,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更具原创性和统领性的提法,并为孔子及儒学恢复了名誉,使之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我们把“马克思”与“孔子”放在一起,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儒学的关系,并通过它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

  

  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就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这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他们坚决反对用儒学取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继续认定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我们举关于冯友兰的一个例子略加说明。

  

  冯友兰本来是尊孔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转而批孔。到了晚年,他在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反思建国后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的教训,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看重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即“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会同意前三句,不会同意后一句,马克思主义会说“仇必仇到底”,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他们是革命家,革命就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

  

  冯先生接着说,原来的统一体破坏了,社会仍然存在,所以其实是转化到新的统一体了。原来的革命者现在也转化为统治者,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破坏统一体而是要维护新的统一体。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和”不是“同”,仍然有矛盾斗争,但这些矛盾斗争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是“和”。他预言,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1]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仇必仇到底”是“仇必和而解”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至少“现代历史”是如此。

  

  冯先生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可以商榷,但当时有些学者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却自觉不自觉地出于意识形态,未能充分考虑冯先生所针对的问题和他的良苦用心。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正常的社会秩序,执政党的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把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和”“和谐”观念联系起来,文化激进主义终于消歇,批判孔孟儒学的声音越来越弱小。当然,这不意味着思想分歧的解决,这里同样有为“形势”所迫的问题。

  

  以笔者观察,当前大陆思想界存在着以下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取向:

  

  一是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原则上都主张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反过来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但对于儒学的态度很不一致,其中既有认为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因而持否定态度的,也有主张将儒学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和学术属性区分开来,有选择地继承的。还有一些过去反对儒学的人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或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学开展对话,在“自由”与“仁爱”之间寻找结合点,对马克思主义则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威权意识”“家族传统”。

  

  三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或者直接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对话,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互动。

  

  上述理论取向几乎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但其中的理论是非问题远未厘清,而这又与理论之外的问题相关。近几年,大陆的某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当某些人声称马克思是我们的祖宗,不能丢时,另一些人就感觉蒙受了污辱,说:中国人的祖宗是孔子,马克思怎么是中国人的祖宗?感情上的这一对立,倒是清楚地说明,孔子在今天的重新“走运”,是中华民族逐步高涨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所使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即不能不正面借助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传统资源,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支持。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推崇马克思抛弃孔子,或者肯定孔子丢掉马克思,似乎都不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官方希望的政治认同之间的某种龃龉。

  

  孔子并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但黄帝之外还有炎帝、蚩尤等等。然而,孔子毕竟是中国民间第一个教育家、思想家,西汉以来,孔子的思想更是支配了多数中国人,甚至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性格,比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的观念中,Confucius就是中国的圣人,甚至作为中国人的代称;Confucianism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并因而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激烈批判,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许多国人眼里则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民族性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价值。

  

  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学说,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代,讲求“宽容”“和谐”的观念及学说就会受到欢迎。中国的历史经验还特别提供了“打天下”与“坐天下”不同的道理,即“逆取而以顺守之”。[2]贾谊在《过秦论》中检讨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时亦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就此而言,无论是在春秋战国还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明显地具有保守性格,重视等级秩序、中庸之道的儒学被边缘化甚至饱受冲击,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则受到普遍的重视,这种遭遇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其所面对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关系,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质的区别。所以,中国的思想界既要认真考虑前人所总结的经验的合理性,又不能停留在他们的认知水平上。

  

  显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不是靠孔孟儒家,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革命者所理解和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表明了中国的一批革命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鲜明的主体性和选择性。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孔子及其儒学是否起了作用呢?不仅起了作用,还是很大的作用——后面详论。此其一。其二,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从而切实地发挥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它是否就为中国的民众建立起精神家园了?显然不是如此。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而这个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由工业、商业、农业、交往状况促成的。所以,他们认定,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马克思主义因而首先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批判和变革的理论,——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它是现代社会的“病理学”,而不是关于个人身心修养、道德教化和心灵慰藉的学问。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具有鲜明的西方思想文化特点,但服膺它的中国人并不是把它作为文化,而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武器”来理解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思想和学术谱系,也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的理论,其哲学也主要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受到重视。它固然能够使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在革命中实现其意志和价值,也给广大民众以精神上的引导和鼓舞,但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寻求的人生意义,他们情感的和信仰的诉求,毕竟要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间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如重视人伦日用,讲究合乎情理,主张不偏不倚,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等。这也是早已被人们断定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孔孟儒学,仍然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发生着内在联系的原因,虽然他们未必读过《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为了建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官方近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生活化问题,因而也就有许多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文化整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明确: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的激进革命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有着质的区别,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区别。从理论上说,只有使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互动的关系,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前者旨在批判和超越市场经济社会,后者却是小农社会的产物,它们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究竟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下面我们继续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探讨。

  

  

  

  二、从进化论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说,孔子在今天的时来运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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