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达人秀》的最大特征是其节目宗旨强调“平民理念”。撇去宏大叙事转而聚焦小人物命运，为平民百姓提供展现真实的日常情感生活的舞台，观众亦通过对舞台上普通参赛者的投射，完成了自己的“成功梦想”。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到“一个大众文本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语境中，对各式各样的读者具有相关点。”[5]《中国大人秀》即是这样一个大众文本，节目内容的多元性，让更多观众在参赛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者”，并积极主动的去关注他/她的命运，选择性地生产自己的快感和意义。
这些来自不同性别、职业、地区，有着不同年龄、性格、价值观的男女老幼展现了说唱舞逗的绝活，叙述身残志坚的故事，使得《中国达人秀》成为“超女”、“加油，好男儿”的“升级版”，它突出了普通人在生活、工作和娱乐中的创造力，摆脱了一版选秀节目通过俊男靓女吸引观众的俗套，淡化了竞争气息和商业氛围。
《中国达人秀》试图努力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好人社会”，满足了普通大众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孔雀哥哥”蒋仁瑞满头白发、衣着朴素，略有佝偻，背着粗制的孔雀“尾巴”道具模仿孔雀舞，其认真劲显得十分滑稽。正当被集体否定为“机械在舞蹈”后，他道出了设计这个古怪装置的初衷：家境贫寒，老伴中风瘫痪在床，这个LED灯“孔雀开屏”装置是其用八个月时间捡来废品为老伴设计的“娱乐工具”，台上短短几分钟表演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让老伴通过电视看到其努力并露出笑脸。“孔雀哥哥”的话立刻令现场沉默、流泪，结果，评委全票通过他晋级下一轮比赛，因为蒋仁瑞代表了一种“不离不弃”。
普通人和社会边缘群体得到了节目关注。在第五期的《中国达人秀》中，年近六旬，事业有成的亿万富翁李秋成，虽然已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在另一个方面却是属于边缘人群，他有特殊的癖好，爱跳“芭蕾舞”，其爱好遭到了女儿强烈反对。不过，其最终在台上的芭蕾扮相惊艳全场，不仅实现了儿时梦想，也重新获得女儿认同； “不知道运气算不算坏/我们这些人都出生在80年代/在长辈的眼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背着一屁股的债/害得父母还要帮着来还那个房贷车贷/我们还要存钱帮女朋友买名牌”。 “80后”上海饶舌选手寿君超，用RAP风格唱了一曲“80后的幸福和无奈”；山寨版“小周立波”冯张喜炙手可热，更是展现了草根群体对精英话语颠覆和重构的勇气。当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经典段子，由一个不到7岁的小女孩演绎出来的时候，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她的表情始终淡定，不动声色地唱完一出十足的“冷面滑稽”。更关键的是，她能在模仿完周立波的段子后，利用自身的年龄优势再生产了属于自己的段子，将毒奶粉、小龙虾等一系列热门新闻编进脱口秀里，将幽默和批判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展现了大众的聪明才智，同时表达了大众的社会心声，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揭露出来。
然而，《中国达人秀》不仅是草根阶层的“文化舞台”，亦是主流文化宣教的绝佳场所。主流文化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达人秀”里，当一个在北京军区大院长大的“老皮匠音乐伙计”组合唱响了60后熟悉的红歌时，他们不仅缅怀了青春岁月，同时也借用这个舞台对大众展开一次主旋律教育。纵览“达人秀”24强入围名单，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都印制着“和谐”、“奋进”的主旋律符号。“鸭脖夫妇”周彦峰和许娜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破产的前千万富翁高逸峰在人生起伏中“重头再来”；“我相信我会幸福的”，23岁身高却只有1.24米的袖珍人朱洁面对命运从不抱怨；“残障双舞”的翟孝伟、马丽用残缺之躯舞出优美曲线；还有被评委高晓松赞为具有“社会指标性”的团体——“时尚七太”与“民工街舞团”，他们的成功都迅速被纳入到主流叙述的话语之中。
获得首届“中国达人”冠军称号的“断臂钢琴家”刘伟，更是草根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合作的典范，节目突出了其自强不屈的性格和全面多样的才华：10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今天，却能在舞台上用双脚弹奏克莱德曼的钢琴名曲《梦中的婚礼》，并以“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的活着”激励大众。在决赛中，刘伟用双脚演奏完一段钢琴曲Songs From A Secret Garden后，唱起了英国歌手詹姆斯•布朗特的名作You are beautiful，深情演绎感动了现场评委和所有观众，最终夺冠。从路透社到BBC等世界主要媒体，均将刘伟当作了“中国达人”的代表，甚至有日本媒体邀请刘伟赴日制作节目，边缘人群很快登堂入室，进入主流社会。可以说，除了对音乐的执着追求，敢于秀出自我外，这位23岁的断臂男孩对于生命的成熟领悟也非常契合主办方的要求——不抱怨社会、坚强面对生活。因而，节目要赋予他实现梦想的权力。
总之，《中国达人秀》在展现具有反叛、抵抗和亚文化精神的草根阶层时，也通过娱乐的方式展示一个符合主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社会理想，宣扬一个温情脉脉、互助互爱的“好人社会”，以及扶持前行、安贫乐道的生活理念。就像詹明信所说：“大众文化的作品如果不是在某种同一时刻或明或暗地具有乌托邦性，就不可能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这些作品假如不是向那些要被操纵的大众提供某些货真价实、零零星星的幻想的贿赂的话，就不可能操纵人了。”[6]“达人秀”借助“平民理念”赢得观众，并发挥电视文化的优势，找到了娱乐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结合点，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