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4月文革中新任命的北京新市委被夺权了。我作为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之一参加了此次夺权。夺权后的第三天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接见夺权的各派代表，我校东方红总头孙定忠和我以及钟岩去人大会堂参加了此次接见。
记不清在哪个厅参加接见的。印象深刻的是从西面门出来的第一个是疲惫不堪的周总理和后面精神十足的江青。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在长条桌后面坐下后，吴德也坐到最边上。长条桌和我们坐的座椅在一个平面上，且空挡不大。总理打起精神后，问前三排十来个人的姓名以及是哪个学校什么组织。我旁边坐的是北航红旗的井冈山，总理问到他，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井冈山。我正心跳以为要问到我，总理停下开始讲话了，他没讲几句就让江青《或陈伯达》讲。我没有注意听是因为我看到了康生后想问他一件事，用一小笔记本撕下的纸写了一个条通过前排座的人传递给了康生。纸条的内容是问康生是否看过谭立夫讲话，是否支持他的讲话？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谭力夫去年（66年）8月20日在我校辩论会上发表了一篇极富煽动力的讲话，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给出理论基础。社会上将谭力夫讲话视为中央领导人指示在全国蔓延成为政治催化剂，使得红八月更加血腥；我校以谭力夫为首的正统红卫兵也效仿中学生对我们这一派以“出身不好”为主的师生进行抄家和殴打，并扬言康生支持谭力富的讲话，因此给我们以极大的压迫。当后来中央文革意识到到此讲话不利于他们的主攻方向出来否定谭立夫讲话时，我们“东方红”（即本校以出身不好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带头在长安街贴出“打到康生”的大标语，但第二天即遭中央文革批评，下令撕掉，并让我们做检查。
令我惊讶的是康生不顾江青（或陈伯达）正在讲话，用手指向我让我走到他那里。我稍加犹豫就离开座位径直走到他的旁边。他开始对我说：“这是郭明秋的大阴谋”；“是王任重将阿宝讲话小册子放到我的桌上，我并没有看”；又解释说在延安他熟悉谭立夫的父亲，谭立夫的小名叫“阿宝”，总之他不了解谭力夫的讲话。康生向我耳边讲话时并没有特别小声，再加上我听不太清他的口音问他，惹的江青几次扭头看他。于是他在我的纸条最上面写上“郭明秋的大阴谋”，中间斜着写了个“阿宝”，最下面又写了一句话我已记不清了。会议持续了约两小时，当接见结束后我们回到已夺取的北京市委大楼。开始我并没有把康生批的条当做大事，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天天都有惊人新闻。但当我校6系的张蔚柏来了解动态时，我和钟岩说到此事，他提醒我们说“这是大事，要赶快广播”，我们才回过味来。赶快让他拿此条去学校广播，当晚北工大的大喇叭广播了“康生重要批示”。
18年后我在深圳有感于谭力夫在八九政治风波的表现给他写信，信中谈到康生此事。他回信说：当时曹轶欧给我家打电话对我说：“你的讲话整理稿康伯伯看到了。你讲的很好，康伯伯非常高兴。说明我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成熟了。”我看到此内容后大吃一惊。虽然中央对康生早已批判，昔日天真的学生也已看破红尘步入老年，但回想到此事历历在目。当时康生权势如此之高，是中央前几位的大人物。他竟然为谭的一纸讲话明目张胆的当众说谎，还故意当着总理和中央文革他的搭档面前否认他几个月前的表态，甚至言之凿凿嫁祸于郭明秋，真可谓阴谋袖甩之极，实在令人胆寒。玩弄政治，玩弄老战友，玩弄天真愚昧的学生莫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