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顽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9 次 更新时间:2012-04-10 0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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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参加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结束。“与国际接轨”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且在经济生活领域成了必须兑现的义务。这是二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正确总结。不必说得太远,从18世纪90年代乾隆爷与英国马嘎尼使团交手算起,二百多年的中国史,中心课题是必须适应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开放中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是幅员广大而落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必须承认落后,向西方学习,融入世界。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趋势。这个过程可以是体面的;也可能非常屈辱,付出难以数计的代价。决定性的因素是主动变还是被动变。不幸,中国在最近20年以前,总的说来走的是后一条道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外来侵略者可恨,但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或者是受压抑的民族自尊心郁结为自大、自卑和排外交错的盲目情绪,成为自己身上的沉重包袱;因而自我封闭,顽强抗拒世界一体化过程。二是犯了自由恐惧症,处处设防,把自己卡死了。时至今日,中国知识阶层的好些人(如真正懂得经济、法治的人士)已不太可能受这类情绪控制,但仍有一些人热衷鼓吹这类愚昧,并且市场还相当大。

  

  中国最早看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人大约是李鸿章。早在1862年,他就指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稍后,他把这个局面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必须采取的对策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在和外国和外国人相处中严格遵守条约,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争取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切实进行改革──变法,即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可是,在19世纪,谁说一句外国或外国人的好话,就是亵渎了中华文化。如果说要向洋人学习,更是大逆不道!结果是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起步,但人家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实现了现代化,打败了不愿认认真真学西方的大清帝国。

  

  如果认为这全都成了陈年旧事,那就低估了传统文化负面作用的严重性。时至今日,中国的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但一些盲目自大和封闭情绪的新变种,仍然不容忽视。

  

  1.对自身的历史,没有把它放到世界全局下,对其弱点进行深刻的反思。在一些人笔下,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备。电脑原理,现代性,后现代,如此等等,不假外求,全都在祖宗的百宝囊中可以找到!谈及近代的落后,则把主要责任推到侵略者身上,不敢甚至不准从内因──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寻找落后的根源。不敢正视大清帝国的建立和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刚好同步,不过前者建立的是宗法专制的大帝国,而后者则建立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从而决定了此后几百年间两国的不同命运。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宣扬中华民族有特殊的民族凝聚力,却对两个重要情况视而不见:一是与侵略我们的日本比。八年抗战,中国人一分为四(国、共、汪伪、伪满);而大和民族却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二是与侵略过我们的西方列强比。他们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建立以法治和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加上星罗棋布的社会团体,依靠制度整合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同时,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各自强调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凝聚力的特殊基因,对整个国家究竟有多大好处?

  

  几年前,“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可以说不”这类廉价的许诺,听得人们乐滋滋的。现在是“中国经济是世界唯一亮点”。如果以此自我麻醉,忘记“我们的改革正在过大关”(吴敬琏语),危险就会悄悄走来。

  

  2.在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的关系上,喜欢听虚夸的说教。说到历史,有的人一开口就是“文化侵略”。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不无可疑之处。从鸦片战争前开始,不断有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办报刊,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才悄然离开。近年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这些事业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除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弄的顺民教育外,“文化侵略”究竟怎样界定?文化只能在自由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不断更新。而在这个领域,人们在选择时往往忽略创造者的国籍。参加WTO后,人家又要进来了,这可怎么办?

  

  最近流行的高论是所谓“后殖民”,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前者引导人们动辄以殖民、反殖民的思维模式去观察和处理国家关系问题,很可能成为新的封闭盔甲。后者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理,却与改变落后现状无补。教育、电影、音乐、出版、传媒等等都是文化,我们真的不比人家落后吗?听信这一套,非给已经进来或正在叩门的外国竞争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不可。

  

  再看看自由恐惧症。

  

  WTO是保障自由贸易的规则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是世界贸易的大法。我们的宪法标明要建立法治国家。离开法治不可能落实参加WTO的承诺,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法治有三个不能忽视的要点:1.法律至上。即西方人说的:“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2.限制政府权力,不能有法外的行为。3.保障个人自由,使之不受侵犯;法治和自由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有些人一谈到现代化,便忙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忙于修路,搞好治安,却忘记了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法治。

  

  回顾一下历史吧!甲午战败,朝野上下为中国的贫弱悲愤,急于寻求富强之道。严复破门而出,一针见血地说:“人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与西方贫弱与富强的差距来自“自由不自由”;一语道破百年中国问题的癥结。直到现在,这些仍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箴言。

  

  改革开放20年,成绩有目共睹。最重要的原因是逐步恢复和扩大了经济自由,学术和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也有所改善,被束缚的力量得于迸发。进入WTO,首要的一条仍在解除束缚,按照WTO的规则和法治的内在要求去解除束缚。能否把挑战变为机遇的关键就在对此有没有足够的准备。

  

  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顽固的自由恐惧症。

  

  一是追求上下等级分明,把自由等同于混乱。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与法治不可分的关系有所了解,相信这一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二是把自由同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对立起来。可是,没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不起来,吸收不了庞大的过剩人口,差距怎样缩小?蛋糕做不大,只能分配贫困。

  

  随着WTO而来的是世界范围的角逐。只有让经济和学术文化有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环境,中国人方能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在这样的竞争中下一代中国人是强者还是弱者,他们的创造力能否发扬,关键也在有没有法治和自由的制度环境。

  

  不是说要进行素质教育,培育创新能力吗?198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回到日本,人们问他:为什么日本人得诺贝尔奖的多数是在国外工作的?他的回答是:“东方文化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要创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讲究等级和服从的东方文化很难接受的”(大意)这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不从娃娃抓起,培植他们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可能充分发挥,素质教育也就没有抓住核心。

  

  2001年11月3日在“WTO与人文”论坛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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