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对一种权宜性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2-04-10 0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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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  

  何乐而不为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主导的大学制度改革,并不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活动,因而不会触及既得利益者们的现实利益和地位,也不会招致他们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活动的阻力和反对。当然,为了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有人会“先下手为强”,率先提出某种改革模型及方案,以杜绝其他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改革思想及方案的产生。这或许就是目前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产生的原因,也可能是这种大学制度理论主要是由一些高校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原因。

  应该说明的是,导致产生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大学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大学制度理论也无疑是社会现实的产物。这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表明,是社会中的维稳和消极心态,造就了大学制度理论的困境,亦即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必须维护教育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教育的稳定,就必须维护教育思想和制度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教育思想和制度的稳定,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使现实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合理化。而为了使现实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合理化,诠释现实制度就是最便利、最实用的方法。所以,用一种时髦的理论诠释现实的大学制度,与其说是一些“理论家”的需要,毋宁说是体制的需要、社会某些机构的需要。只是诠释既不能创造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理论,也不能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只能对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进步起反作用。因为它在形式的层次上淡化了大学制度的矛盾,转移了人们要求大学制度改革的注意力,在客观上堵塞了教育吸收和借鉴先进思想和制度的通道,抑制了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创新,使大学发展处于停滞和消极的状态,也造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理论问题上的这种“原地踏步”的尴尬现象。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目前教育领域中流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并非是一种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的、科学的、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而是一种为了应对社会及大学内部批评,对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修饰和包装的权宜性大学制度理论,其中并没有能够引导大学实质性进步的思想和理论,实施(事实上一直在实施)它不会对大学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意义。另外,现实的大学教育实践也证明,由这种大学制度原则主导的大学活动,不会改变大学组织的准行政机构性质,不会改变大学内部的权本位、官本位制度和文化,无法产生推动大学制度进步的力量,从而无法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无法使大学产生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其代价是可能又一次延误教育改革的时机,使大学思想和制度的危机加剧,特别是使大学中的腐败风气继续膨胀和蔓延,消蚀大学的信誉和教育能力。

  

  三、诠释性的教育理论何以能够在教育领域中通行

  

  上述现象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缺乏新意、缺乏理论品质的大学制度理论,能够长期被一些媒体青睐、被一些大学认可、并且可以在理论界一路畅通呢?这显然是一个既耐人寻味、又令人深思的问题。笔者经过仔细思考,以为有这么一些原因:一是这种大学制度理论的价值趋向,与我国现实的教育体制的价值趋向可以说完全一致,因而受到了体制的肯定和赞赏,而受体制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就象是有了一个坚固的“靠山”,可以化解社会上的许多不信任和质疑。所以,对一般人而言,体制的态度就是自己的态度,体制认可的自然就是自己要支持的。而这样的理论或观点,也由于“符合国情”,而容易被由体制主办的媒体所接受,从而形成了这种理论在一些媒体上被大肆渲染的现象。事实上,只要仔细审视这种理论的流行过程,就可以发现其实是一些媒体和权力的结合,才形成了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通行的条件。当然,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中的趋利避害意识使然。因为对于习惯了不问是非、只问利害或追求“政治正确”的一些媒体而言,宣扬这样的理论意味着即使没有好处,但也不会有坏处。因而这种明明只是权宜性的理论,却能被一些专业性报刊当作新理论而大肆推崇。二是长期的遵命办学,使大学的心态在整体上处于麻木状态。在包括大学制度在内的社会科学问题方面,人们基本上习惯于在现实的基础上想问题,亦即立足实际,而不习惯于在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想问题,亦即“仰望星空”,或“探索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未知问题”。在这样的大学文化形态下,大学人在对大学制度和文化的态度中,已经形成了对行政主义思维的强烈依赖,也就是习惯了从行政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在整体上对大学制度已经没有了“新”的期待,也自然对逻辑混乱的大学制度理论既无法觉察,又听之任之。而这种现象形成的深刻社会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大学人对大学制度问题的无奈和冷漠。因为对于长期缺乏发言权的一般大学人而言,其最直接的疑问是:我们同意与否,能有什么用呢?三是我国大学长期积累的各方面问题和矛盾,使大学背负了极其沉重的思想和制度包袱,也使其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变得极其困难。而渺茫和微弱的成功希望,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们“只能这样”的悲观情绪。其实,立足我国的大学实际,也不能说他们的态度没有道理。因为,试看如今的大学中,已经沉淀了多少腐朽的思想、意识、传统、习惯、规则?聚集了多少行政官员(有的大学中在职的、退居二线的处级官员,可能两个礼堂都装不下)?积聚了多少不合格、且无法疏散的教师和职员(有的大学中安置的复员转业军人,占教职工人数的10%以上。更有甚者,某专科高校的7位校领导中,就有5位是转业军人——笔者并非简单化地反对高校接受转业军人,而是觉得这么高的比例对高校履行职责是有妨碍的)?行政化的意识、制度、传统的根基有多深厚?力量有多巨大?而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和矛盾,既使体制内部的人由于改革风险太大而不愿改革,又使体制外的人由于对改革结果不确定而害怕改革。双方消极意识的合力,就构成了目前在大学制度改革问题上“既想改革、又怕改革”的思想形态,也形成了这种权宜性大学制度理论产生和流行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对于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最为敏感、也最难对待的“政治正确”的问题,笔者有这样的思考:社会和谐的前提及条件,是社会各方面要素的正常及充分发挥作用。而社会各方面要素的正常及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是社会各方面要素地位和权利的正常化。政治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要素,其地位和权利自然应该得到保证,但也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不应超越合理的界线和范围,更不能包办和代替其他要素的活动。因为所有要素正常发挥作用,才是社会健康、和谐的基础。比如: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中,应该政治与教育互相尊重,各自谨守自己的边界,遵循自己的活动规律,发挥自己的意义和作用。而不能以政治重要为理由,用政治的目的代替教育的目的,用政治的原则代替教育的原则,用政治的规律代替教育的规律,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导致教育的作用被抑制。然而,在我们过去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由于将政治的作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步,致使政治“唯我独尊”,任意地干预甚至包办其他社会要素的活动,造成社会各方面要素关系的严重失调。而由于政治对教育的长期控制和干预,使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原则,亦即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在政治限定的范围内活动,所研究出来的理论必须符合政治的标准,不能得出与政治要求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教育理论研究活动在实际上变成了对教育现实政策及体制的诠释活动,研究者们要么只是对现实的教育体制和政策进行解释,要么只是对领袖人物的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和赞颂,要么小心地避开教育思想和价值问题,只对处于下位的教学活动进行探讨。改革开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但也只是增加了对国外教育思想的介绍,以及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人们的很多关于国内教育思想的想法,都是借助国外教育思想来表达的。在直接及主要的教育思想问题上,依然是“祖宗之法不可违”,不敢有新的思想或突破。以至于造成我国现实教育中的所谓教育家,基本上都是长期诠释体制和政策的专家,或者是教育技术层次(教学方法方面)的专家,鲜有教育思想方面的专家,亦即象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样有自己独特教育理论的、推动教育思想发生实质性进步的教育家。所以,以理性的视角来审视政治正确原则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可见其必然会抑制教育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和助长教育理论研究中的诠释性思维和习惯。

  事实上,仔细考察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理论研究,可见人们长期践行的为现实教育政策和体制进行解释和宣传的诠释性研究,只是暂时性地掩饰了教育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思想性、体制性问题。亦即诠释虽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对于教育理论创造和教育制度的实际进步却是没有意义的。而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以内在的精神压力为前提的政治正确原则,在思想的层次上阻止了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真实思想的表达,从而阻碍了教育理论进步的途径。当然,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种追求政治正确的研究原则,不但不能促进教育的进步,也不能促进政治的进步。因为好的政治既是以好的教育为前提的,也是以好的教育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好的教育,好的政治就缺乏应有的文明思想和精神,也缺乏良好的载体和条件。所以,这样的教育研究原则,不但直接地影响了教育的进步,也间接地影响了政治的进步。具体到大学制度理论的研究中,则因为诠释性研究在保证大学制度理论政治正确的同时,却使大学制度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和特征,对与大学本质相悖的“政治化”,“行政化”现象,不但不能进行应有的遏制和阻止,反而会对其推波助澜,使其愈演愈烈,让大学不像大学,无法产生真正大学的文明价值和意义,无法对社会进步起真正的推动作用。

  而在我国大学发展的问题上,政治正确原则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刻而久长的。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大学中的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突出政治”是大学活动的根本性思想原则,追求“政治进步”成为大学师生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其“突出政治”、“追求政治进步”的基本社会思想效应是,社会普遍性地淡化人性、淡化生命、淡化文明、淡化规则、淡化理性、淡化道德,一切以所谓的“革命需要”为准,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爆发了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后的三十年中,由于没有对导致“文革”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理,致使其政治正确的思想还存留于社会的文化、思想、教育领域之中,其精神主旨中的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转化成了新时期的文化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科学功利主义意识,形成了全社会的功利化风气。这种风气在大学中的表现,就是大学中的活动也以功利为目标,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就不做,或者不好好做。而一些大学领导人的这种意识及行为,则引发了大学中做官利益最大化的“官本位”风气,使崇官、趋官、求官成了大学中普遍性的现象,也形成了大学管理中的行政化现象。而正是在这种“官本位”、“行政化”形态的作用下,大学中一方面形成了“官大学问大”、“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千万不能得罪领导”的潜规则,一方面制造了“副院长杀院长”、“团干之死”、“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务”的事件和新闻,当然也制造了“钱问”和“诺奖零记录”的历史。所以,对于历史悠久、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的政治正确原则,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以便为教育理论的真正进步清除障碍。

  

  四、真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在于国家教育观念的改变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是艰难的、沉重的,因为一方面,这个理论的产生和通行是有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其隐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尊者讳”等观念,是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及制度基础的;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所折射出的大学生态危机是深刻的,因为它表明许多对大学负有责任的人,尚不懂大学的真谛,也没有改革大学制度的决心,他们在大学进步和既得利益之间选择的还是后者,可见大学的实质性进步还是任重而道远的。然而,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却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容忍平庸的理论流行,只能加深大学的危机,贻误大学改革的时机;同时也是对大学师生的不负责任,对社会和公众的不负责任。目前社会上下都认为大学有问题,都认为大学的制度必须改革,但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对大学拥有主导权的人们,有没有进行大学制度改革的诚意?面对大学体制的真正症结,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破除?面对先进、成熟的世界大学制度,我们是否会真诚地学习和引进?

  纵观我国的社会改革史,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每一次改革,几乎都是“解铃还须系铃人”,由“绝对权力”来打破“由绝对权力形成的东西”的活动。那么,主导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解玲人”是谁呢?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打破“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常规,走出“由绝对权力来打破绝对权力”的逻辑,引导和促进大学发育出自我调节的能力呢?另一方面,由于大学制度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因而大学的制度改革,不是大学内部的规则改变,而是大学思想和制度的“变法”,是大学走出传统的“官本位”、“权本位”逻辑的思想变革。而要完成这样的变革,则需要来自国家层次的力量和主导。为此,需要改变国家的大学认识,亦即在国家的层次上,要改变对大学的传统观念,承认大学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而不能是简单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的工具;承认大学需要通过自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不能仍然将大学当成准行政机构来指拨和控制;承认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来独立办学,从而积极进行大学体制的转型,让大学成为《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独立法人。当然,大学在进行外部关系调整的同时,其内部关系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亦即大学内部要实行完全的民主管理原则,让大学成为自我负责、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不能是“校长独裁”或“教授独裁”。要由不断发育起来的大学“行业规则”和同行竞争,激发大学的自主性和活力,促进大学的多样化生态,进而形成大学的持续发展的良性秩序。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需要社会上下、大学内外的共识,也需要大学主导者们的见识、勇气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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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学教育科学》 201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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