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3 次 更新时间:2012-04-09 22: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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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人们通常讲的“苏联剧变”实际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苏联作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统一国家分裂、解体;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其首选地——苏联中断、夭折;三是作为执政时间最长、国际共运中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苏共解散、垮台;四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地位。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剧变本身仍环绕着不少谜团有待探究,发生剧变的原因及其后果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政治历史和思想理论遗产有待人们去思考、去挖掘。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1。一些成果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一些专家在分析总结上世纪末15年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一系列惨痛教训时强调,信仰、方向是灵魂,路线、道路是根本;以背弃、背叛为标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害死人,以西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坑死人。

  

  一

  

  22年前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政治上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祸国殃民是真”。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表面华丽诱人的“带有人道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已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推卸责任的一块“遮羞布”,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变得一文不值,在实践和生活中也遭到俄罗斯民众的唾弃。

  1988年前后,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他咒骂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主义”,要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它。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造和重建”运动中,一步步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丑化和攻击。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曾经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高度集中计划体制”、“行政命令式体制”等。不久,便过渡到使用“斯大林模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暴力的社会主义、毫无人性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后来干脆借用二战期间原本针对德国法西斯制度的“极权主义”概念来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写道,苏联是在暴力和专制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政权,“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2他自白道,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础本身。3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4他决心要通过改革从质上更新社会,通过民主克服极权主义制度。5

  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6他疯狂地反对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坦白,“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7

  在假改革、真背离的道路上,与戈尔巴乔夫一唱一和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左膀右臂,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身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肆无忌惮地发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8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言道:“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9

  雅科夫列夫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乘势反戈一击,从内部给予苏共头脑以致命一击。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是一种“幻想”。只能完全打碎、彻底击垮官僚专政。10而彻底击垮苏联制度,只能靠“投机性地玩弄政治手腕”。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机智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11

  为得到搞垮苏共、抛弃甚至消灭苏联社会主义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后不久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12 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13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声称:“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14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讲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向苏联制度抹黑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出版物和大众传媒上出现。当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1989—1990年间,苏联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15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发达国家、西方文明世界”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1988年之后,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的时间,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摇摆不定,企图在不同的“道路”、“模式”和“路线”之间进行选择。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对外关系的新思维。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前缀也是徒劳。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停止了她改变“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当时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院士的赞同。16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17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18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19苏联社会一些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声称:“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20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此时的苏共不仅丧失的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而且苏共本身离最后分裂和失败日子也不远了。

  

  二

  

  上世纪末,曾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是一度是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反对派出现的。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不敢公开叫嚷使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例如,叶利钦在1989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他与戈尔巴乔夫在发展道路的理解上没有分歧:“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革新我国社会的道路。”甚至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还强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21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 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做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溶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22

  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自由化”、“西方化”的倾向在俄罗斯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俄罗斯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23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言道,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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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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