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4 次 更新时间:2012-04-08 11: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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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忘记谁在什么地方说过的一句话——《创业史》中“所有的问题都能引发中国五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讨论”,的确如此。且不论《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以后“阶级叙事”模式对浩然等众多反映农村生活作家的巨大影响,即以新时期文学而言,路遥、陈忠实、周克芹等人文学大厦的基座都是奠基于其上。柳青是路遥最为敬重崇拜的当代作家,《创业史》从未离开他的书桌床头,《创业史》不知道被他阅读了多少遍。路遥曾说:“在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他之所以那样残酷地透支自己的生命,就是担心怕重蹈柳青的遗憾,壮志未酬赍志而殁。陈忠实的早期的创作,几乎是在重走柳青的路子,以至于有“小柳青”之称,对《创业史》也是沉迷了大半辈子前后买了九本,不是枕前的必备读物,读的遍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了《蓝袍先生》之后,他意识到不走出老师的艺术天地,终归没有出息。于是归田隐居、卧薪尝胆,五年磨一剑,撂开了老师的搀扶,完成了被誉为“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的《白鹿原》。正因为如此,《创业史》是当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创业史》的评价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当代小说的艺术源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牵涉到我们对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的评判问题。但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章,大多是隔靴搔痒之论。更难以忍受的是,这部充满矛盾与裂痕的作品,常被怀念毛泽东所言的“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的“伤逝”者当为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佳佐证。看罢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的《在历史愿望与朴素的生活书写之间——重读《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1]一文,不但史料上差错,立论上也难以令人苟同,因而不揣谫陋,草文求教。

  

  先看看陈先生史料上差错。文章开头即谈到“柳青为写作《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住了十多年,就住在一栋破庙里”,明显不符实情。柳青1952年5月底由北京回西安,一直到同年9月,参加西北党校整党工作。 1953年3月,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移居到皇甫村西的常宁宫。柳青在常宁宫住了两年,写了四十万字,二十万字是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小说,后来搁置不写了,另二十万是关于合作化的。1954年杜鹏程《保卫延安》发表,被冯雪峰誉为“史诗”,极大的刺激了柳青。他认为杜之所以成功,一是因为一直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有基础和激情;二是写作时间长,不断修改。于是下决心搬到皇甫村的中宫寺去居住。柳青通过组织,用西安的房子换下了隶属西北军区的中宫寺。中宫寺即陈先生所说的“一栋破庙”。纠缠柳青的居住之地似乎过于琐碎,不过这可是陈先生的感慨之源——“现在的人很想象那个年代的作家为写作,是如何呕心沥血。”这个“破庙”(“一栋破庙”好像不够通妥)柳青自己掏钱整修了一下,前院有果树馥郁,后院有菜园葱荣,菜园旁边还打了口井。柳青清晨和黄昏在菜园劳作,中午在书房写作,颇有陶元亮所云的桃源诗意,根本就不是陈先生理解的“就住在一栋破庙里”那么凄苦。

  

  如果柳青居所的讨论显得无谓的话,陈先生接下来的文字可就是惊人之论了。“柳青初中就学习英文,一年多后,就可以读英文原著图书。后又自学俄文,一边介绍苏联文学,一边开始自己写作。”柳青的英文水平很高,但绝对没有陈先生所云的长进如此神速。柳青一上中学就特别注意英文的学习,到三年级才能读英文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后来读过开明版的全套英汉对照小说,包括契诃夫、莫泊桑、哈代等人的作品。柳青从上中学到可以阅读英文原著,至少经历了两年多时间,而不是陈先生所谓的“一年多。”提前一年也无关大碍,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自学俄文也没错,可是“介绍苏联文学”,不知从何而出?在目前可见的柳青所有文献资料里,都找不到依据。以我之孤陋寡闻,只知道柳青学过俄语,亦仅能交流而已,文献也只有一条。柳青在《苏联人民是真正幸福的人》一文中谈到其1951年10月—12月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谈到他和一位苏联妇女交谈时候说,“我们借着铅笔,手势加上我懂得的一点俄文单字,谈请了来由:原来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母亲。”[2]陈先生的柳青“介绍苏联文学”不知从何而来。仅懂得“一点俄文单字”,柳青又是如何介绍“苏联文学”?后面又谈到《创业史》“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翻遍《创业史》,何处有“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呢?至少我目前没发现,也没读出来。

  

  如此枝节问题,就此深论,似乎有点鸡毛蒜皮。我们下来看看陈先生立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他认为,之所以选择农业合作化,“根本的问题在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不能共同富裕,那就只能选择共同贫困。防止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这是建立互助组到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基础。”陈先生显然简化了这一问题,农业合作化即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即有毛泽东以及中国革命思想所包孕的“大同”理想、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混杂而成的“乌托邦”冲动,亦有从农业中汲取剪刀差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现实推动,显然不是出于农村新的阶级分化的简单考虑。就当时的农村而言,尽管在引发农业合作化的山西长治有关于新的贫富分化的忧虑,但并不是普遍现实,赵树理就说农民不愿意高互助合作。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下发试行。该决议草案提倡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在这次会议上,邀请了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他(赵树理)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赵讲的是山西话,陈(伯达)听不懂,陈讲的是福建话,赵也听不懂。当陈弄清赵的意见后,说,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争论汇报给毛后,毛重视赵树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初稿中,原来的第一句话是: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经修改后,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放在了前面。决议指出,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和粗暴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3]因而我们看到,赵树理的《三里湾》中并没有阶级斗争的模式,也没有剑拔弩张的路线冲突,结果被胡乔木批评为“不大、不深、不能振奋人心”。陈先生称,“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赵树理显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未来汲取诗情”,也没有“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那么我们看看《创业史》中的“政治想象”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柳青到皇甫村以后,他非常热心农业合作化事业,手中有步枪。据当年在柳青指导下工作的胜利社社长李关信回忆,柳青能和王家斌“两腿粘泥一起侍弄蛤蟆滩的高产田,也会沉下脸把破坏分子扭送法办。”柳青责问村长董炳汉,村里高孟喜为什么不入社。董炳汉解释说,高孟喜“有一头刚扎两对牙的红骡子,膘肥体壮,怕和少地没牲口的贫困户一起入社吃亏,需要等一等。柳青一听怒不可遏,将枪柄往地上狠狠一墩,说我一天也等不及!不料用力过猛,子弹从枪膛窜出,正好射进柳青掌心。”柳青被送进医院,合作化的步伐却没有停下来。1955年,胜利社有农民退社,保留县委常委的柳青手腕很是强硬,李关信说“柳青下令说逮就逮,一绳子就捆了几个送到县上,”“肖姓的农民被关了一年。”李关信说:“在村民们看来,柳青是个怪人。”而且经常批评人,村民都很怕他。柳青给胜利社买了日本进口稻种,结果因肥力不足,又黄又瘦,农民编口谚说“柳书记,真是好,外国买根草,家家户户能饿到。”[4]在柳青的文学世界里,“党”是中心和出发点,他在《永远听党的话》中说:“一个作家面对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的伟大群众运动,来施展他的文学技巧本领,如果不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不要想写得准确深刻。”[5]他也是躬身践行的。

  

  对于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陈先生认为,“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还原到历史处境中去当然没错,梁生宝是不是陈先生所谓的“历史真实”呢?梁生宝的形象是以皇甫村的王家斌为原型的,“题叙”中梁生宝的身世、梁生宝买稻种、进终南山割竹子都是王家斌生活中的真事。不过现实中的王家斌身上有柳青深恶痛疾的“私有思想。”柳青从乡政府的人口中听到王家斌可能买地。柳青问道的时候:

  

  (王家斌)“脸红了”。“他支支吾吾,半晌说不出啥,只用羞怯的眼色瞅着我。”……对于买地,王家斌是很矛盾的,卖地的农民已经问过他两回了,要是他不买,人家就另寻主了。“不买吧,这地终究是卖的货;卖给旁人,咱那牛犊、猪、鸡就要伤人家的庄稼,断不了是非……”“买下名难听得很呐!我就估量来,我连谁的面也见不得了。眼下孟书记、乡长和支部上的同志都看咱一眼哩;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6]

  

  柳青为了塑造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将王家斌身上的自私性祛除了。写到梁生宝和徐改霞要“亲热”的时候,一想到开会:

  

  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有一个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

  

  ……

  

  生宝轻轻地推开紧靠着他、等待他搂抱的改霞,他恢复了严肃的平静,说:

  

  “我开会去呀!人家等族长哩……”[7]

  

  这种“共产党员的理智”压抑“人性”的蹩脚描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伏尼契笔下的牛虻,他们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如“苦行僧”一样吃苦不诉苦。梁生宝甚至“觉得人类其他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值得那么值得吝惜的了。”[8]柳青塑造的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没有“人性”,只有“党性”,一切行动几乎不出“听党的话”,“绝不辱没党的名誉。”“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值得那么值得吝惜的了。”这是何等可怕和恐惧?陈先生竟然说“理解这种人物形象,就无法从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去理解。梁生宝也是典型的‘史诗式’的人物”,如此一番故作高深之论,连简单的青红皂白也分辨不出来,只能用“想象”来遮掩。

  

  柳青虽然是“听党的话的作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们不能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苛责之论。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他去作幼稚的辩解。柳青的悲剧,是一个优质作家遭遇劣质时代的悲剧。在无数的《创业史》研究文章中,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创业史》文本中的裂缝以及由此窥知的作家的矛盾。比如在小说中,梁三、梁大兄弟,郭二老汉,郭世富三兄弟,都是在蛤蟆滩落脚的外来创业者。除梁三老汉特别倒霉之外,他们都创业成功了。蛤蟆滩只有来落脚的人,并没有因创业失败而离开的。旧社会的穷人们凭借自己拼命努力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新社会的贫农高增福和任老四会怎么样?历史已经给予了答案。我想,以柳青在小说上的禀赋材质,不可能不想到这个问题。在“现实的需要”和“心灵的指示”(肖洛霍夫语)之间,柳青这个“永远听党的话”的作家也要寻找一个稳妥的“平衡点”。如果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引用“毛主席语录”,《创业史》的前言部分如此,在第一部的结局,他又引了一段。在我看来,柳青之所以如此处理,显然受到了他很崇拜的肖洛霍夫的启示。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面对农业集体化的偏激作法,肖洛霍夫引用了斯大林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来作批评,我想柳青很大程度上亦是如此。这里我就肖洛霍夫对柳青的影响略作阐发。

  

  作家沙汀和安旗聊天时,安旗告诉沙汀:“柳(青)特别敬佩萧(洛霍夫),他的书房里只有一张照片:萧洛诃夫的照片…”[9]从两个文本的比较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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