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一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前景如何还不好说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 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
人们只能感叹世道变化之快。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还在欢呼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世界，“历史终结”了。才过去不到20年，现在轮到资本主义喊救命了。资本主义病得很重，病史很长。19世纪的繁荣与灾难且不去说，到了1929年，资本主义大病一场。这场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欧洲的福利国家。不过，让美国真正走出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参战，军火和军需工业十分兴旺。它还跟德国和日本保持“正常贸易”。
二战结束，美国成了西方的首富，西方资本主义渐入佳期。20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增长。60年代似乎是黄金期。经合组织经济体年均增长5. 3%。但是，问题也在积累，通货膨胀加剧，1967年英镑贬值14.30%。那时，美国已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70年代是重要的转折期。军费的无底洞令美国在1971年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摆脱了金本位之后，美国加快了印钞机的转速，开始把祸水引向世界。在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同时发生的所谓“滞胀”压力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领导下，自由化进程开始了。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步伐加快，他们相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对此满怀信心的重要人物就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信贷和举债经营迅速发展，股市一度繁荣。让人难识真面目的金融创新——比如复杂衍生金融产品之类——泛滥成灾。他们玩的是“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掷硬币游戏。据报道，市场上金融债券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难怪有人形容是10匹恶狼（金融投机）盯着1只羔羊（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能不出事吗?1992年欧洲出现汇率机制危机，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了。
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2年1月19日的署名文章说：“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这种制度奖励了投机者，惩罚了老实人。人们不得不感叹“美国梦”破碎了。老百姓对自己和下一代能否过得更好丧失了信心。这也就迫使 “占领华尔街”的人对占人口1%的富人发出了怒吼。
现在西方开始质疑堪称为资本主义基石的东西。例如，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认为是金科玉律，但希腊债务危机导致私人债务减记，这就等于剥夺了个人的财产。又如，“大到不能倒”导致纳税人为金融寡头的错误买单，这不是动摇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吗？
病根到底在哪里？西方不少人认为，现在并不是资本主义病了，而是政府病了。大家承认，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什么都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处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错就错在政府的政策有误。如果改变政策，资本主义仍然有效，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经济制度更善于创造财富和促进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了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让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东西。这是问题的症结。当美国1%的人拥有40%的财产的时候，谁还买得起新型的汽车和住房？要说政府的作用，首先得看是为谁服务的政府。去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介绍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演化的历史现象。马克思解释了它如何兴起、运行以及它最后的结局。
前途如何留给历史
那么，资本主义是不是会马上死亡呢？许多人认为不会。新的、可以有效代替它的东西似乎并未成型。正如 “占领华尔街”的人提不出具体的主张和方案一样，现在还看不到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的观点有代表性他在去年11月著文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制度，但人们现在还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这就是我对现实的看法。”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去年9月在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上著文说：“事实证明，一切都交给市场而不对其进行任何干预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关键是要取‘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既不能走极端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原理，而要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
在智囊人物为资本主义出的主意中，有一种说法一时盛行，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应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今天日子好过的国家实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把中国也归在这一类。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运作得好，无形的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教授不这么看。他认为，不管哪国的政府都一直有 “有形的手”，都有“国家干预”。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哪些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最为完善，不仅仅在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方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在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增长成果方面。”
看来，虽然不满情绪高涨，西方现在要救资本主义的人多，希望它马上死亡的人少。到底前途如何，只能让历史来回答了。
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二
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却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带不来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
金融、经济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生活在西方的人当然要问：“我们怎么了?”质疑的矛头不仅对准经济制度，同时也对准政治制度。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年初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西方民主频遭质疑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对于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质疑由来已久。民主思维与城邦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在希腊，但现代民主肇端于西欧，成型在美国。它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教理密切相关。从反对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它是进步的，是有利于社会走向平等的。但人们注意到，民主是一个过程，它是从不民主渐渐地演进到较为民主的。这种探索还远未结束。
就说一人一票吧。开始时富人、男人才有选票。英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了，还没做到一人一票。美国在独立战争后，一大批复员的穷人呼吁要土地，当政者十分恐慌，于是设计出了一个个障碍，让穷人、黑人、妇女都不可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一直到1965年才做到一人一票。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总统也不是一人一票直选的。美国的两党制让选民只能在他们设计好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中国留学生与一位美国室友一同观看美国竞选的电视。那位美国青年对中国学生说：“我们美国人多么可怜，只能在两个傻瓜当中挑选一个。”这半是玩笑，半是真话。
然而，在美国政客的嘴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是全世界的样板。他们拿它当棍子一样去敲打一切与他们不同的民主模式。看谁不顺眼，就给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最近俄罗斯的大选就是一个例子。普京当选，他们怒火中烧。
民主政治金钱至上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企业的选举献金可不设上限。这就为“权钱政治”大开方便之门。没有钱，政客无法竞选。拿了谁的钱，就得为谁服务。西方甚至有人比喻说：“金钱是民主的母乳。”美国的院外活动势力十分活跃，那是在合法地进行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的民主制度，从程序上看，似乎很民主，但这种民主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什么呢?中国俚语说得好：“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可是普世真理。
现在美国人在反思，为什么议会要在1999年废除1929年大萧条后第四年，即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呢?那个法案规定一般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银行那样的投机生意。如果那个法案没有废除，2007年的次贷危机也许不会发生，或不会那么严重。原因很简单，华尔街太强大了，他们可以操纵议会，让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法案通过。
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就是这么“合法地”建立起来的。这是制度性的腐败，也是最大的腐败，它的效果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经济学家见面，问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它的到来?”有人汗颜，也有人不平。英国《泰晤士报》刊登前议员马修·帕里斯的文章说：“事实是，许多人都预见到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西方的思潮是相信并重用任何告诉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的人，并且全盘接纳他们为我们打造的金融产品和政治方针。”这些痛心之语道出了到底是什么在主宰西方民主的真谛。
受“占领华尔街”的影响，英国也出现了一个“占领伦敦”的运动。他们有一个经济学家工作组。它的两名成员今年1月25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但我们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危机无法以一种保护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美国“占领华尔街”的一位代表、24岁的玛丽亚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的目标就是独立思考。我们关注的不是解决方案，我们想改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些言论给人的信息是：人们反思的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更关心导致这些政策的政治制度。
自相矛盾陷入窘境
反思涉及到了西方民主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这种民主的合法性。合法性现在是西方大亨拿在手里敲打别国的一根狼牙棒，动不动就说你的政府缺乏合法性。然而，这根棒现在看来要敲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了。
据埃菲社今年1月27日报道，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一些知名学者一致认为：“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他说，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2011年12月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解决问题的希望只可能来自那些明白问题本质的人。”
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要不要带来经济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当然程序也是很重要的)，却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带不来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
西方该赶快行动了，不要总是拿着民主大棒去找敌人。德国《时代》周报网站2011年7月24日的文章借用一个卡通动物的形象说：“我看到敌人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三
西方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应该历史地看待近代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现在，它的弊病已暴露无遗。
西方人向来自视甚高，惯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视、指责别人。他们把外交称之为“人权外交”，只要是同他们想的、做的不一样，都斥之为异端邪说，有些人甚至恨不得让你马上从地球上消失。
个人主义弊病丛生
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他们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并不是这些。真正指导他们言行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主义。对他们来说，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都是从个人主义派生出来的。
应该历史地看待个人主义。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在反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壮大的。它体现了个人对王权的反抗，对神权的蔑视。新生的资产阶级有了它，就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吃苦精神，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由此出发去争取个人创业致富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在法律规范下的民主。因此，应该说近代个人主义的出现是时代的进步，同时又推动了时代向前发展。但发展到现在，它的弊病已暴露无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2010年4月9日发表该刊主编莫蒂默·朱克曼的文章说：“从心理上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历来珍视个人主义、创业精神、务实态度和发明创新。随之而来的也有对法治的持久尊重。”如果个人主义的定义限于这样的范畴之内，看起来很美。但是，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却是一些个人和个人集团在侵犯、剥夺另一些个人和阶层的利益。美国学者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一书中说，美国制度的老化产生了一种“资格文化”：“特殊利益集团通过优惠税额、特殊拨款、指定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权，一点一点啃食国家财富。”吊诡的是，这些啃食者的价值观也是个人主义。
智利学者胡安·卡洛斯·艾科尔兹2009年12月撰文指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私自利成为人类的动力源泉。这就是给人类历史带来空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殖民地、种族灭绝、黑奴、世界大战和对环境的破坏。今天，很多西方人已在质疑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和正当性。探讨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划清个人主义与合理、合法的个人雄心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
唯利是图不思长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怒不可遏。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惜坑害别人的卑劣行径，是不是还能用“个人主义”来解释和宽容呢？如果还称他们是“个人主义者”的话，只能叫“极端个人主义者”。学者们指出，反对国家监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核心就是这种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追求让“无形的手”自己发挥作用的“无为而治”。里根总统就是这种主张的热情鼓吹者。
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呈现出唯利是图、不思长远的社会风气。议员的眼光只看到下一届自己还能不能当选；董事会里的股东们只想着今年和明年还能不能赢利。不可否认，一些民众养成了干活要少、福利要多的懒散习惯。至于国家这艘船会遇到什么风浪，驶向哪里，似乎都不在个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美国专栏作家保罗·法雷尔在今年1月10日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杜邦公司一位退休总裁说：‘让投资者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很难，他们最多能看到未来两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军火商只想多卖武器；议员只想多讨好选民；金融家只想多卖证券。从个人主义角度来看，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都合情合理，无可指责。
资本主义的一大魔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商品。它可以冷酷无情地把一切珍贵的、高雅的、有尊严的、贞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展卖，变成赤祼祼的金钱交易。难怪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讲了这么一句愤世嫉俗的话：“每项伟大的事业都从运动开始，然后变成生意，最后变成勾当。”
东方文明值得借鉴
西方有头脑的人已抬起头来，客观地看待现实，还常常把头转向东方，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当今世界有两种思想在交锋：第一种就是重视个人的人权思想，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面对笛卡尔，中国的意识形态更加主张境遇主义。个人已融入宇宙空间、家庭，而非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发现的侵害他人权利的思想。”他并不完全赞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觉得中国是不是有点“对国民和自由的否定”的意味。但是，他说：“今天，我们正在失去潜力，而远东正处于上升阶段。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问题。民主制度已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依靠传媒出名且毫无自信的、完全变成短期的制度。”
法国电力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马识路2011年撰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个人主义衍生形态50多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强制性地建立起来，其依据是，最能够代表总体利益的莫过于所有个体的利益，这一思想对人类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性的。”
马识路欣赏中国的理念。他说：“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念。”他认为：“中国政体更注重整体的统一和对秩序的维持，……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说明了殖民主义的西方帝国和中国帝国之间的区别，中国从事的是商业贸易，而非殖民。”
马识路的愿望是：“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的社会政治模式。”
世界向何处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四
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正在一步步接近死亡。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近日刊文称，当今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它病得很重，不同的人对它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占主流的人认为它还有救，只需要做些调整而已；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正在一步步接近死亡。
资本主义前景难料
美国《时代》周刊今年1月30日发表的题为“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署名文章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家成了自己最可怕的敌人”。里昂证券公司分析师迈克·梅奥说：“与外面的抗议者相比，大银行的CEO（首席执行官）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更大。”“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面临的挑战是改革资本主义。要加强其实现增长的能力，解救受压迫者，同时减少全球化和贪婪行为的负面作用。其结果如何将决定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的命运。”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改革能否取得成效？要让大银行的CEO良心发现，自己监督自己，显然行不通。那么，通过议会制定法律如何？遗憾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今年1月13日的署名文章所说：“两党往往寻求相同的资金来源。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中，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是铁路资本家，而如今则是华尔街。”这也正是一些人愤而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因。他们对在现有体制内解决问题感到没有信心甚至绝望。资本主义改革的前景到底如何？如果改好了，会不会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改不好，会不会走向法西斯？会不会出现大动乱？这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想走出另一条路来。具有代表性的是，当每年滑雪季节在达沃斯举行高层经济论坛的时候，另一些所谓“草根人士”则召开“世界社会论坛”，动辄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人参加，今年已开到第12届。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意见和设想，最能概括他们愿望的口号是：“世界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这确实道出了千千万万底层受苦人的心声。但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何去实现？这两个问题尚无可信的答案。不过，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已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社会主义这个观念怀有恐惧感，反而愿意把它作为一种出路去思考。“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经常是他们的参照物。
关注生存而非杀戮
西方还有人想得更深一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几百年来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有时甚至不惜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发财致富美梦的资本主义理念，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地球还能不能承受环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摧残？美国专栏作家保罗·法雷尔今年1月10日的文章呼吁，应该“把重点放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的重大问题——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上”。他说：“忘掉战争机器吧。是的，忘掉所有威胁、军事演习、恐惧蔓延、自我膨胀，以及所有从维持6000亿美元战争机器中捞取好处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能够、我们必须、而且我们将会很快醒悟，要重点解决人类文明生存的问题，让中美两国携手努力，考虑该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支撑地球上（到2050年）的100亿人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人类要生存，不仅需要物质，而且更需要精神。地球孕育了人类，人类应如何在地球上相处？人类应如何对待地球？千百年来，许多先知先觉的圣贤都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宗教领袖、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留下了许多醒世恒言。远的不说，80多年前，印度的圣雄甘地指出当时社会有“七宗罪”：“没有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理智的享乐、没有人格的教育、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宗教。”对照当今现实，哪一条不是说得入骨三分？
1948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说：“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他是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3年多讲这番话的。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成是一位有良心的军人给世界敲响的警钟。此后没几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提醒大家警惕“军火—工业集团”的贪婪。可惜，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并没有引导人类走出歧途，相反却又制造了更多的苦难。大资本家手里又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金融欺诈。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希望中美两国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生存面临的挑战，是值得赞赏的，这也正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可惜的是，现在，美国一方面国内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却又搞什么“战略东移”，企图在亚太地区拉拢一些国家搞一个对付中国的包围圈。前两年刚刚说过“同舟共济”，怎么一转身又舞刀弄枪、挑拨离间呢？这么个架势，怎么搞中美合作呢？这只能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美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坚持冷战思维，继续充当全球警察，用霸权为本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谋取最大利益;另一条路是正视现实，改变经济和政治的陈旧思维，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共谋良策。何去何从，事关人类的前途、世界的命运。作为资本主义领袖的美国，望你好自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