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9 次 更新时间:2012-04-07 19:52:22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周其仁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冲破思想

  

  “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做,怕犯错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做对什么才有今天的局面”?不是说中国今天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很多事情还是可批评的地方。

  在中国生活,总觉得改革进度不够,但又的确做对点什么,这就要从改革的出发点来讨论,即中国原来什么样子。七十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虽然有很多自身创造,但整个体制模式是苏联样式的,权力高度集中,信息成本巨大,准确下达命令非常难。

  比如,新华社记者内参反映街上很多人披头散发,有损形象,调查发现是发卡供应不足,最后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会议调集钢材,生产发卡。现在想来,难以置信。不久,报告又呈递上来,有了原材料,但制作发卡的设备不够,需开会筹集设备。如果国民经济目标有限,只是为数不多的产品,为追赶经济,作为落后国家保卫国防、发展军工、两弹一星,这一模式是非常有效的,麻烦就在于面对无数的消费品,弹性不够。并且形成一种体制,就会有思想和方法的框框,以苏联为准或以本本为准等等,要向前走,难度会很大,这也就引出到底做对了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任何具体决定,而是冲破思想(牢笼)。共产党人闹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是为什么?发展生产力。怎么发展生产力?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很伟大,但他们的著作不是圣旨,因为他们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处理过发卡之类的问题,只有走进去才有实践、问题,也才会有新的经验。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做,怕犯错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改革就是给实践中产生的办法以法律地位

  

  “解决中国问题的很多措施,在实践中是有的。中国之大,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办法,关键是实践中产生的办法,政治上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法律地位……改革就是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使其与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融洽”

  社会主义公有制覆盖所有领域,比较硬,没有弹性,如何增加弹性?在农村问题上,早些年提出过奇奇怪怪的各种主张,一种主张就是“土地回老家”,当年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回老家”也就是说回到原先那种占有状态,可问题是土改结束,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后,农村增加几亿人,这几亿人怎么办?把土地退回到1951年的状态,那三亿人没有土地,这是开玩笑。

  最后发现老百姓很厉害,基层很厉害,逼来逼去会逼出一些办法。据我调查,最早的改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已经萌芽,当时浙江温州有些地方提出责任制,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但每个人要有责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甚至土地可以清清楚楚承包给个体经营,有一个类似合约的东西。

  1961年大饥荒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调整农村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恢复自留地。在灾荒很严重的安徽,不仅增加一部分自留土地,很多田地都承包给农户,包产到户最早就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

  事实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很多措施,在实践中是有的。体制出问题,真正难受的是实践中的人,总要想办法,中国之大,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办法,关键是实践中产生的办法,政治上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法律地位。这是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做对什么,不是一批精英想出一套更好的治理办法,而是眼界向下,看第一线做的事情有没有合理成份,然后中央承认其合法性,令其融进体制。改革就是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使其与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融洽。

  邓小平当时有一个发明很重要,哪省不同意包产到户可以不搞,中央不强制,看其他省份的效果,看国家、集体、农民是否都受益,一年看不清楚就多看几年,后来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全国基本实现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第一次写进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15年不变;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30年不变;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其中写到“长久不变”,温家宝当时回答记者提问,说长久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句话如果是在三十年前讲,不可能被接受,因为没有实践基础。

  在法律上,土地还是属于集体,但已经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土地如何管理,农民自己决定,比如种什么、到哪里去卖、土地转包给谁等等。改革开放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些分散的积极性和努力虽然力量小,但尝试的方向无穷无尽,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做对的事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发展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就要让人分头去试,如果没有这股劲,再辛苦做出的成就也是有限的。

  

  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局面

  

  “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当时不冲出这一步,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不可能这么有活力,也不能想象会出现马云一样的人物”

  经济发展,搞商业办企业,需要扩大雇工,雇工超过八名,就会出现麻烦。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认为雇工超过八名就是资本主义。以前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就是统计解放前三年平均雇多少人。划定阶级成分是系统性的社会歧视,成分高,在当时很不容易出头,得不到平等机会。

  那一时期,民间各个领域冒出一些人,他们有胆量,看着市场出现机会,敢去做。最早就是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他文化程度很低,但是敢冒险,占领市场,扩大规模,雇工超过八人,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年广九的事情最后一直报到邓小平,邓小平批语:先不要动他。过去体制是非常刚性的,只要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的,就要用国家机器和专政手段灭掉。邓小平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不要急急忙忙像过去一样搞运动,打棍子。看了几年,他带动了就业,工人收入提高了,国家增加了税收。当然,这一过程也会出现新的情况,年广久文化很低,脾气坏,着急之后会脚踢工人。

  现在民营经济就业人数占70%,税收占大约40%,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当时不冲出这一步,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不可能这么有活力地发展,也不能想象会出现马云一样的人物。游戏规则变了,市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去抓,而在当时是不可以的,这一步要是不出来,哪儿会有今天?

  当然其中的问题无数,需要慢慢改善,不能走“大掉头”的解决办法。企业发展要竞争,就会把工资、福利抬上来,这就是市场规律,再加上法律、舆论、道德引导,问题会处理的好一点。

  

  靠命令不能解决价格问题

  

  “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

  农民通过联产承包,经营决策相对自由,很多经营者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与之相关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不再以为靠命令能解决价格问题,不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信息成本这么高,不可能把决策集中起来统一计划。

  把基层农民、企业家和组织激活,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之初,没有资本就引进外资,1978年中央派谷牧带团考察西欧,带回来的消息:第一,技术上差距非常大;第二,欧洲有很多剩余资本,然后就加快利用他们的资本、借钱买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当初谁能想到中国会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都是比出来的,也就是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年薪多少?而李书福的工人年薪又多少?

  企业追逐利益,就会驱动他去学习,去掌握信息。中国人现在对全世界的产业、品种、款式都很灵敏,分头去“抓”,因为原来起点很低。现在美国人很生气,觉得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其实美国快速发展起来的时候也一样,英国公司天天说美国人。福特汽车快速发展的时候,你看有多少英国公司起诉它。中国现在正好处于这一状态,工资低,学得快,尤其是仿造很快,产品当然有竞争力。中国货源源不断出口,现在成为一个景观。

  我早晨刚才从印度回来,印度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制造业,他们的服务业好一些。印度首都周围的农村,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相比,可能还要差一点,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村里都是年轻人,进到村中,很多小伙子围上来与你聊天,而现在中国的农村中几乎没有小伙子,全都出去工作。印度是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晚中国十年,一个国家到底走哪几步棋,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科学的基础就是经验主义,要从经验出发。一切从理想出发,把理想变成概念、教条,然后用来约束行为,行得通也要行、行不通也要行,路只会越走越窄,所以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发展社会主义,也一定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渐进的,问题严重先解决,包产到户后就业问题出现,于是开始搞个体户,一步一步走过来,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但仗还没有打完,有些关键领域政企高度合一的现象仍然存在,做错事情,政府就要出面救,市场化改革到这一步,挑战就出现了。政企分开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原有政企合一就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一起,比如人民公社,国家政权硬绑,与经济决策权捆绑,改革开放后逐渐分散,但在很多领域还看得到政企合一的影子。政权和经济权结合,使责任不清,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到影响,链条中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危害金融稳定。权力这么深地卷入到市场,腐败难以解决,腐败超过一定的量,就不是个人好坏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改革很对,没有市场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还要补一句话,也没有今天中国这么多问题。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如何解决?我的看法还是从过去30年吸取经验,在观察中寻找,不靠想象出来的主意。一个前提是要有思想观念的放开,不能说什么事情一定不能碰,自己划很多线。世界上监督权力的做法我们可以参照,与中国实际运行结合到一起。我曾在杨小凯的悼念活动上说,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权力歪,你不跟着歪就不行;它愿意受贿,你就要去行贿。

  问题要面对,不需要太多激扬的批评,我的立场是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解决不了问题却编出很多理由。现在很多知识,就是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种种理论说明为什么这一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这代人无能,但凡可能,要向解决问题的方向积累知识。每个时代有很多问题,不一定都能解决,这个时代解决不了,留给下一代,但要向能解决的方向探索知识。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35.html

1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