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 次 更新时间:2012-04-04 1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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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而这两种古老的西方理论,竟如此不同于“革命主义”。我充分理解它们对于塑造新时代的新精神的作用,但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如此单一、如此缺乏反思。重新评估功能主义,在人类学内部,寻找另外一些不同的模式,既使我想到英国功能学派战后的自我反思,也使我想到“实验民族志”之说。在“实验民族志”兴起之前,现代人类学已从业余研究中摸索出一条专业化道路,到20世纪30~40年代,更创造出了缤纷多样的学术成果;经历50 年代的理论化,到了60 ~70 年代,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成熟的学科必定面临危机。所谓“实验”,就是迎接危机的挑战。诸如《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是对种种“实验”进行探索的理论之作。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研究,我深感,如此“实验”,对于更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不可多得的启发。

  《写文化》的书写,意图不在推翻前人的所有成就。不过,如同克利福德在其导言中所透露出来的,作者对于他们的老师辈,都是倾向于批判的。在这批“后现代”看来,他们的老师辈并不仅仅是在从事研究,而且还是在调动社会资源,创造社会资源,在运用修辞学技巧,掩饰学者的无知,在运用虚构的“真相”,表达自己的权威。这批自以为是的年轻一代(现在已是老人了) ,书写出文风和观点都不尽相同的论文。论文中,有的一再想说服自己,不要去寻找老师们已寻找过的“事实”;有的反省自身,诉说自己如何因受学术制度之害,而在文本中掩盖了不利于自己立论的细节;有的批判西方学者在被研究者面前表露出来的“霸气”;有的将人类学研究当成医治人类学家自身的心理疾病的手段。书中固然也有属于经验派的作品(如主编之一马库斯对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方法革新的畅想,即属此类) 。但一如《写文化》这一书名巧妙地隐含的,此书的主旨在于为人类学指出一条非经验的、反思的道路。《写文化》说的事儿正是:人类学家宣称自己在研究文化,他们很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研究中,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书写;书写,使文字带着作者所处的“我群”的文化价值与偏见,“翻译”着被书写的“他群”的文化,使其意义发生根本改变;由此,人类学家是在书写自身,他们使自身成为一个受制于约束着书写的西方制度。

  克利福德称民族志为“虚构”。什么是民族志的“虚构”? 虚构“只不过是相对的”:如今虚构“已经没有了虚假、不过是真理的对立面这样的含义,它表达了文化和历史真理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 ,暗示出它们是如何成为系统化的和排除了某些事物的”[ 4 ]34 - 35。如克利福德所意识到的,将民族志说成是“虚构”,会开罪经验主义者,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价值颇高。我承认,《写文化》对于以经验为信条的学者来说,确是一种崭新的刺激。然而,也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写文化》的这一刺激,再度引起我的质疑。质疑不仅来自对书的解读,而且来自于过去10年来中国学术自身的变化。中国学术的伪经验主义还没有破除,中国学术的现实主义还没有充分确立,严厉批判经验主义的“后现代”已露出锋芒。中国学术的“后现代”,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优美的借口”,直接从伪经验主义跃入反经验主义的“反思”,使我们的“后现代”,与我们的“现代”,成为区别不大的东西———它们都反对经验研究,主张将学术当成“真相的虚构”。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的出现? 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20 世纪的中国,向来不缺少西方“后现代”以为他们自己缺乏的文化极端主义(无论是伪经验主义或拒绝“真相”的“伪后现代”都与此有关) 。对照《写文化》与国人数十年前已展开的、对西方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功能主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象征符号研究、“异化论”的批判,我们能发现,在西方作为“实验”的《写文化》,其基调,早已蕴涵在改革前的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了。记得20年前,我曾向一家专业杂志投出一篇译稿,编辑来信说:“年轻人对于西方人类学要先批判,才可翻译,特别是对文化相对主义,更是要批判。”接着他劝我说:“你要学好历史唯物主义。”也许那个中国编辑是处于思想僵化才对我如此批评的。可是,令我不解的是,作为有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在那位中国编辑私下对我提出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之后两三年,马库斯公开在《写文化》一书中发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4 ]209 - 239 ,该文竟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颠覆文化的相对性⋯⋯

  从摇摆于“反思”与“经验”之间,到推崇《写文化》,再到厌烦它的“虚构主义”———对于《写文化》,我前后有不同的看法。在遭遇《写文化》中译版之际,我将记忆碎片编织成一种心态———我认定,《写文化》这一西学内部的反思,如同它所反思的东西一样,是一层遮蔽“真相”的话语迷雾;它将“虚构”当成是社会科学的事业,为学者以言辞替代观察,提供了又一个借口。我坚信,中国人类学要重新定位自身,不能简单地盲从所谓“前沿”,而应另辟蹊径,在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上展开针对自身的反思性探索。

  人类学到底应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还是应在不断反思中揭示西方文化的霸权? 20世纪晚期,也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对这些问题采取谨慎态度。从主观意愿看,过去30年中人类学家在对世界格局展开批判性研究时,抱着的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人类平等理想。但在强调这一理想及其对西方造成的不平等局面的批判性时,西方人类学家却忘记了公正、良知等等观念也是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的。对15世纪以来的世界展开“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西方人类学家无意中忘却了非西方的各种文化自身的意义及这种意义对于“西方观念”潜在的挑战。相比之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坚持在结构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旗帜下展开文化思考的部分西方人类学家,基于对西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犹太- 基督教宇宙观、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重新发现了非西方的“人的观念”、宗教宇宙观、政治形态中的启发。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中揭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宗教支配、世俗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局限性,成为晚近西方人类学的潮流。

  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要给予自身一个合适的定位,有必要与这些基于扎实研究的思考形成密切的相互观照关系。

  

  参考文献:

  [1]莫斯 社会学与人类学[M ].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71 - 298.

  [2]钱穆 湖上闲思录[M ]. 北京:三联书店,2000: 56 - 57.

  [3]胡鸿保 中国人类学史[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7 - 77.

  [4]克利福德.马库斯 写文化[M ]. 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马尔库斯.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 ]. 王铭铭,蓝达居,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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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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