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文化想象的力量——读E.W.萨伊德著《东方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5 次 更新时间:2012-04-04 10: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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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东方民族主义的兴起的主要表现,在于大量的反殖民主义政治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开展。这类运动和战争自然具有许多“东方特色”,但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一种中国清末已概括出来的“器用之争”。换言之,许多东方国家试图利用西方之“器”来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这些“器”既包括可见的武器装备、技术、产品等等,又包括不可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本身是一种西方现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权体制。[16]东方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在于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为与原来自己的社会不同,而与西方社会相同的民族-国家。

  在这个前提下, 东方社会出现了对现代化和现代化特性(modernity)的追求。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英国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德国韦伯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国的涂尔干社会学主义等等的现代化理论,成为“第三世界”政治的指导思想。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other culture),变成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民族认同的危机( crises of national identity)是难以避免的,而民族认同的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东方学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的东方可以提供东方民族在认同感危机时赖似“自慰”的工具。现代特性和本土意识的“二元互补”,造成本世纪以来东方社会徘徊式的发展模式以及文化的“人格分裂”。西方的东方学的文化霸权,在其中找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会问自己: 什么是东方学的替代物(alternatives)?在萨伊德不甚熟悉的文化人类学界,寻找东方学早已成为该学科的任务。十九世纪是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发展的时代,当时的人类学界流行理论主要是演化论和传播论,与“东方学”基于同一社会哲学基础之上。这种西方与民族中心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到二十世纪初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历史主义提出了新的理论、给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奠定了基础。功能主义指出了把当代东方、原始文化看成是古代社会“残余”的荒谬之处;历史主义批判了单线演化论和传播主义的武断。[17]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相对论”向人类学者提出了只有在文化本身的内在场合中研究文化、只有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理解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是各具合理性这一系列方法理论号召,西方文化人类学者似乎走出了“东方学”的圈子。可是,正如阿萨德(Talal Asad)所指出,人类学虽然貌似一个客观的学科,但是它所坚持的文化一体论等学说,恰恰说明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偏见[18]。在文化人类学中,形形色色的“文化比较”也只能体现西方与它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一体论与相对观,实际上无异于涂尔干和韦伯对“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比较。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表述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苦恼,并且有人已开始为其寻找新的出路。一些比较激进的美国人类学家认为,由于对“异文化”(实质上即非西方或东方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因此人类学者就应该主动地从主观的角度出发利用他们的研究。其方法,就是把它当成“文化评论”(cultural critique)的工具,利用对非西方社会的了解,来揭示西方文明的弱点[19]。在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界,自六、七十年代始依附者和世界系统论者采取了更进一步的价值选择。他们指出,“东方”社会的低度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些社会没有足够的“工业化”和“西方化”,而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扩张造成了东方世界的依赖性和从属性。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最近的上述两大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补充了萨伊德理论的不足,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伊德仅仅指出了西方人的“东方学”的实质,并没有提出一种可取而代之的假设和方法。持“文化评论”说的人类学家,大胆地探索了当代东方文化的价值。同时,依附论者和世界体系论者指出了全然用“文化衰落”解释“东方落后”的错误之处。但是,这两种看法还没有真正地解决“东方学”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文化评论”说所创造的对西方文明发展有利的“东方文化之补充”;依附论与世界系统论一反“东方学”的传统,把“西方”看成“东方”落后之因,一方面是对“东方学”的报复,另一方面潜在地附合了“白种人的负担”理论。

  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学是否可以解决目前的危机?未来东方人研究自己的社会显然是一个大趋势,不过如果东方人的自我研究仍然采用“地理想象”的方法,恐怕也难以克服西方的东方学的弊端。萨著的贡献就在于它指出一个事实:

  “如果东方学的知识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任何知识都可能因为它本身具有诱惑力而沦落。”[20]

  

  注释:

  [1]“Orientalism”并不意味着研究东方的人把“东方”看成信仰,因此不指“东方主义”。

  [2]Edward W.Said,Orientalism,Penguin,1978.

  [3]同上,p. 273。

  [4]Said, Orientalism, p.3.

  [5]“Discourse”原指讨论的行为与过程,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它来解释知识。他认为,知识是一种不同势力之间受论证场合制约的力量交事,discourse 指的就是这种交争。

  [6]参见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lifornia, 1982,pp.3-23。

  [7]同上,p.73.

  [8][9]同上,p.121.

  [10]同上,pp. 58-60。

  [11]参见Levi-Strauss,The Savage Mind,Chicago,1967,pp.1—7.

  [12]Said,Orientalism, p. 12.

  [13]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1974.

  [14]韦伯花不少时间去证明东方社会不具有现代化的文化前提。例如,在《中国人的宗教》一书中,他提出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和民间信仰虽然有自己的逻辑,但是不包含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和科层理念,因此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参见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

  The Free Press,1951.

  [15]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1958.

  [16]参见Ernest Gellner 和Anthony Giddens 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论述: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Blackwell,1983;Anthony Giddens,TheNation-State and Violence,Polity,1985.

  [17]参见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Columbia,1983,pp.11—21.

  [18]Talal Asad, Anthropot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New York, 1973.

  [19]George E.Maraus and Michael M.J.Fischer, Anthropotogy as Cultural Cri-tique,Chicago, 1986.

  [20]Said, Orientalism,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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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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