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尤利西斯》不仅是一部关于现代人游历现代社会的英雄史诗，而且是一部关于人的生物性的英雄史诗。它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么一个重要信息：长期以来使人类心灵不安的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对立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应当加以克服，而且也是能够克服的。《尤利西斯》发表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乔伊斯超前于时代，先期性地勾勒出一幅未来的社会和道德图景。这一图景凭藉其对现实的切合，已成了现代神学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对象，或者说现代神学已不得不接纳它，正如当代神学家尤根．莫尔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主义神学所关注的不仅是把妇女从得到宗教权威认可的男性优越中解放出来，而且是把肉体从灵魂的优越中解放出来......在女性主义神学获得成功的地方，随着妇女的解放，这种神学将会导致对肉体性的新的接受，导致同自然环境的新的交融关系的形成。”1 采取这一观点，《尤利西斯》的景观不仅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之被消除的景观，而且是一种神性和人性、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疏离之被消除的现实。
使用上述阐释框架，可以对“冥国”章作较为大胆的解释。布鲁姆的友人帕特里克．狄格南姆之猝死于心脏病为布鲁姆提供了与奥德赛去冥国寻找其死去的侍从埃尔佩诺相对应的“游历”机会。这也是布鲁姆之所以在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６日一整天都身着黑服的原因。乍看起来，乔伊斯似乎要把现代社会的白昼说成是一个由无边黑暗统治的巨大冥国，现代人是在其中浑浑噩噩生生死死的人，而布鲁姆之整天着黑服便是对这个世界的诅咒。但实际上这一章传达的信息并非这么简单。
往格拉斯奈文墓地送葬的大多数人”真可怜”时，其用意是要打开这么一个话题：狄格南姆死前未能得到机会接受祈祷，因而他的灵魂将得不到安息。可布鲁姆却冲口接嘴说：“最好的死”。对此，送葬队伍的反应是人人睁大眼睛盯着他，仿佛他犯了亵渎罪。布鲁姆接着又说：“没有疼痛。只那么一下子，一切都了结了。”2 这一场面将读者带回到《艺术家青年时期的肖像》。但布鲁姆这个成熟的斯蒂芬－乔伊斯并非像《肖像》主人公那样激烈弃绝天主教，而是在心中用一种和缓的节奏作弄（当然也并非不可以说亵渎）天主教的上帝。鲍尔后来又挑出自杀比猝死更糟糕的话题。这使乔伊斯想起他那自杀的父亲。父亲临死，要求布鲁姆照料他留下来的dog阿索斯。 布鲁姆家族是在他父亲那一代皈依基督教的。在这里，乔伊斯用了一个双关语：dog反过来拼写即为god。这就暗示了《尤利西斯》亵渎宗教，将狗与上帝等同起来的倾向。
正如布鲁姆家的狗阿索斯与奥德赛的狗阿果斯相对应（连发音都相似），通往格拉斯奈文墓场路上四条河也与古希腊神话里冥国中的四条河相呼应。3 这种相对于《尤利西斯》大多数章节和场景而言相当严格的对称，加强了布鲁姆游历“冥国”的印象，而有关墓场管理、下葬仪式和掘墓工人的极为详尽的描写则更清楚地显示，布鲁姆的格拉斯奈文墓场之行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送葬。它从多方面表现了布鲁姆－乔伊斯对生与死、灵魂与肉体、现世与来世这些总是的思考和态度，也可以说它概括了世俗的现代人对这一类问题的一般态度。无论这种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否正当或可取，乔伊斯的“受造之物”布鲁姆对待死亡的态度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悲哀和感伤，而似乎是不带感情色彩的现实主义的接受。
二
这种接受是基于对传统宗教观念的否定和对死亡的唯物主义解释的：“世界各处每分种都进行着葬礼......每小时有数千个破了的心。终究是一只水泵，每天搏击成千上万加仑血。在一个好端端的日子，它突然堵塞住，于是你就死了”。4 布鲁姆还进一步表示了他对复活、再生之类的说法不以为然：“你一旦死了，就是死了”。5 死亡在布鲁姆那里仿佛已成了一个纯粹的生理和物理现象，已失去了传统的宗教意蕴和社会内涵。这意味着，宗教的神－人、灵－肉二元世界在布鲁姆那里已成了没有这些对待的一元世界，也就是灵魂与肉体同生同灭的世界。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和态度可能是浅薄的，但对于乔伊斯心目中一支腿仍陷在中世纪的都柏林来说，又显然是现代世俗精神乃至科学理性对蒙昧发起的攻击。这种思想和态度对长期以来人一直不能摆脱的生死问题的回答，是将它撇在一边不予理睬，也就是以视而不见的方法回避这个极其重要却又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
无庸置疑，生死问题或无限与有限的对立也总是萦绕在现代人的脑际。无数哲人为之费尽思虑。既然“上帝已死”，人的灵魂的归依何在？这些哲人的出发点当然是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灵魂依然存在这一假设。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淡薄后，人的灵魂如何安息，人的存在的终极根据在哪里这样一些问题。这种克服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待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但可以不可以抛开生与死是全然对立的、灵魂和肉体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有限与无限是根本对立的这样一些假设呢？乔伊斯虽不是哲学家，却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不是通过严密的论证和推理，而是通过这么一种人生态度来解决的：根本不承认上述对立和冲突的存在，在物质和生理的意义上尽量地享受人生。
这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自然主义、享乐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态度。因而布鲁姆说出下面的话来是毫不奇怪的：“我不喜欢那另一个世界。我不再喜欢它了。还有那么多东西要看，要听，要感受呢。”6 这里不讨论这种人生态度的究极合法性或正当性，只需指出，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全球性精神，目前正方兴未艾，似无退潮的迹象。这种精神对现存的一切学说、宗教或意识形态都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这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多元化格局。这种精神以人为本，只要承认这一前提，其他什么似乎都是可以宽容的。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它不拿神来压人，也不拿人来压神；不认为物质优越于上帝，也不认为上帝优越于物质。
既然这种态度兼收并蓄地容纳一切，布鲁姆那乍看起来十分粗鄙的唯物主义便多少有了立足之地。诚如威廉．詹姆斯所说：“上帝是个能够一劳永逸地做那么多事的神。我们感谢上帝，也只能为那么多，而不能更多些。可是现在，根据相反的假设，那一点一滴的物质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也能一点不少地创造这个世界，难道我们不应当同样感谢这种物质吗：如果我们不假设上帝创造世界，而让物质单独负责去创造世界，那么我们能在什么地方遭受损失呢？从哪里能产生特定的呆板和粗笨呢......无论哪一种假设，我们实际所体验到的世界在细节上总是一样的。”7 在这里，詹姆斯所谓的“物质”已取代了先前上帝所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造物主或宇宙本原的地位。采取这一观点，可以说，作为一个人物典型，充分体现了现代人的物质性和生理性的布鲁姆便多不少是可以接受的了。
“冥国”章所揭示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还在于对掘墓者铲土掩埋狄格南姆时那种近乎冷漠的描写，也在于为死者亡灵作最后祈祷时那种若无其事的叙事语调。葬礼完毕后，送葬者们在墓碑丛中安然信步，阅读碑文；布鲁姆和海因斯（来都柏林研究爱尔兰地方史的学者）则在一种平淡的日常气氛中相识，侃起墓碑上的名字来。这里不是说送葬者一定得表现出悲哀或感伤才近人情，而是说充分世俗化了的乔伊斯把死亡视为一种理所当然、不应大惊小怪的事，而且在乔伊斯－布鲁姆眼里，这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态度。当然这也意味着，若采用布鲁姆的生死观，则不应把生与死的界限划得太清，不应把冥国看得太实在，具体说来不应在丧事上花费过多财力，而应“把钱用于拯济那些活着的人”。8
布鲁姆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２０世纪初欧洲大陆知识界发端的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未能彻底左右乔伊斯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因为乔伊斯对中世纪式的偏狭有切身体会，故而现代人文主义世界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在他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比中世纪更可取的地方。在此意义上，乔伊斯也许比欧洲大陆知识界“后进”一点。布鲁姆虽然有猥琐、低俗的一面，虽然他的猥琐和低俗最终不可能不指向虚无主义，但总的说来，他还算不上一个虚无主义者。乔伊斯用人文主义的布鲁姆来超渡现代社会失去传统宗教信仰的芸芸众生便表明了这一点的。然而随着２０世纪的推移（特别是在该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随着全球性的对现代性的反思越来深入，布鲁姆的正当性也势必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三
虽然布鲁姆最终的合法性并非不可质疑，但在《尤利西斯》的总体框架中却不难发现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这一主题。“赖斯特律戈涅斯族人”章的景观，就是人类主体性得到提升的景观。在相应的《奥德赛》故事中，奥德修斯率领的十二只船的船队中，有十一条船被野蛮部族打坏，船上的伙伴也被吃掉，只有奥德修斯所在的那只船幸免于难。由此可以看到在荷马时代，人处在多么被动的地位，人的地位多么脆弱。面对自然和社会敌对力量的威胁，人往往束手无策，孤苦无告。人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舟，狂风暴雨中的落叶，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尤利西斯》相应章节里的布鲁姆不仅已脱离了被吃的危险，甚至成了吃的主体：“赖族人”章的中心场景是布鲁姆在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６日这天中午在餐馆用午餐的情形。如果说“卡吕普索”章奏响了正视人的生物性乃至消除灵魂－肉体的二元对待这一主题，那么“赖族人”章便是这一主题的第一个明显的再现部。然而，正如在音乐中一个主题的再现不是简单的反复，在“赖族人”章里，“卡吕普索”章的主题不仅仅是被重申，而且得到了内涵深刻的扩展和强化。在对布鲁姆的食欲和它的满足的详细描写中，在对他的性欲的平行描绘中，乔伊斯还添加了对布鲁姆的善良和宽厚品性的相当集中的描述。
具体说来，在这章中可以看到布鲁姆时时关心着难产妇普尔弗伊太太，对她生产时的痛苦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尽管这里也有某种无意识冲动起作用），并思索着减轻甚至免除她的痛苦的方法。布鲁姆在这章里对代达勒斯一家人的困窘寄予了很大的关注。在他的心理活动中，代达勒斯先生竟有十五个孩子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由此表达了对无限生育繁殖的批判态度：“增加与繁殖，这种观念你听说过吗？”9 显然，这种批评态度已预示了几十年后地球上人类对控制自己数量增长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此外还可以看到布鲁姆把精美的班伯里蛋糕掰碎喂海鸥的情景。甚至还可以看见午饭后他主动搀扶一位盲人过街的情形：“对他说点什么。不要居高临下。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了。就说一句平常的话。”10这当然是一种博爱主义的行为。这种博爱主义是某种宗教性淡出的世俗性的道德行为，尽管并非没有宗教信仰的渊源。
只有以这种博爱主义为基础，现代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主体性的加强便可能成为危险的自我中心主义，恶性的自我扩张。以此观照“赖族人”中的布鲁姆，他之摆脱古代那种被吃的处境和进入现代的行为主体的身份便似乎获得了某种究极意义上的价值根据。由此角度看，“卡吕普索”章11中那个有着近乎纯粹的生物性的布鲁姆便多少显示出其道德属性。既然是社会的人，便不能没有道德上的承诺，便不能没有社会关怀。乔伊斯尽管把潜意识中的布鲁姆的种种性冲动和他表现出来的性行为写得淋漓尽致，但他终究没有把布鲁姆写成一个缺乏健全理智和慈爱之心的非道德的人。这一点表明，乔伊斯可能不那么希望得到１９世纪法国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所享有的“非道德”恶名。这一点也从反面揭示了“卡吕普索”章里的布鲁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世俗化倾向，是不乏矫枉过正意味的，也就是说，布鲁姆之被漫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乔伊斯对那个压制个性的传统神性世界的厌恶和否弃。
“赖族人”章所揭示的现代人的主体性加强，也表现在生命意象的使用上。对布鲁姆的食欲和性欲以及普尔弗伊太太的生产过程的详尽描写，可以看作“卡吕普索”章的主题在“赖族人”章中再现时所引发的副主题。奥德修斯的伙伴们被一个个吃掉，可现代世界却是一派生命繁兴的景象（乔伊斯甚至还附带讨论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但在象征层面上，不宜把这种对生命的讴歌看作对个体生命的无限度的张扬，而应看作对人类大我生命的和谐与幸福的关怀。现代人世俗的博爱主义在乔伊斯那里具有终极关怀的意味。在《尤利西斯》中，这种终极关怀的现实媒介是谦和、慈爱和宽容的布鲁姆，亦即那个关心着难产妇和助盲人过街的布鲁姆。
现代人生命的勃兴需要一个现代赎罪者。在“赖族人”章中，布鲁姆这个“以利亚来了”。12他的名字Bloom 之滑稽地变型成Blood of the lamb （羔羊之血）13决非偶然。他助人为乐的行为之所以得到如此集中的描写也非偶然。乔伊斯否弃那个长期以来向人们允诺拯救和永恒福乐的神之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型的赎救者。他就是显示了人的所有生物属性的布鲁姆，显示了地地道道凡俗性的布鲁姆。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救赎者。他极其平易近人。他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是因为他就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与乔伊斯相识的阿尔德斯．赫胥黎说乔伊斯曾坚持认为尤利西斯的希腊形式Odysseus在词源上是由Outis （无名之辈）与Zeus（神，或最高的神）结合而成的。14乔伊斯这种说法未免牵强了一点，但并非胡说八道。在他看来，现代人的内在神性恰恰是在平庸中显现的。即使这种词源探究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巧合，这种巧合至少也反映了乔伊斯的潜意识，因而具有深意。
四
布鲁姆时代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这期间，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人类发明了热核武器以确保自身的毁灭，但布鲁姆表现出的那种世俗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却没有减退。与这些精神相联系的，是现代都市的兴起。布鲁姆扮演那个世俗的现代博爱主义者的舞台，便是都柏林这一特定的现代城市。
在“风神”章中，乔伊斯借助布鲁姆职业上的方便，对现代都市生活作了集中的描写。作为《自由人杂志》的广告商，布鲁姆在其上班的地方稍事逗留。在他的心理景观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景况：电报、电话、邮政、铁路、火车、有轨电车、充气矿泉水、金色海滩上身材匀称的游泳者、政客拉选票、“全世界最大的气球”、商家送货上门、辩论会、演讲。同他一起，读者从报上可以读到这么一些东西：赛马专讯、离婚案、酒巴营业广告、讣告、谋杀案等。此外，“风神”章还提到十来种报纸和杂志，其中包括《每日快报》、《每日电讯》、《自由人杂志》以及《都柏林一便士杂志》。还应注意的是，这一现代都市风情画轴的打开，是在隆隆印刷机声和报童的叫卖声中进行的。
尤根．莫尔特曼指出：“传统宗教的崩溃和新的都市文明的形成与现代世界的兴起恰好重合，并且构成了现代世界的特征。在社会学意义上，世俗化指的就是城市化。在现代集合城市（特大城市、技术城市）中，自然非神性化了，历史非命定化了，宗教非个人化了，道德具有了多元性......现代集合城市成了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大熔炉。这就是无宗教的、理性主义的和多元化时代的社会现实”。15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虽不具有当今集合城市的规模，也不具有所谓“大熔炉”的丰富性，但那种根本的世俗精神则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没有两样。乔伊斯并没有对都市文化大加赞颂，而是如实地再现这种文化的各个方面。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使他可以不对这种文化的是非优劣表态。但无论如何，他并不非像路易斯．蒙福德在《都斯文化》中所说的那样，“表现了利奥波尔德．布鲁姆的头脑里如何反复地重复的报纸和广告的内容，生活在充满未能实现的欲望、虚罔的愿望、令人消沉的烦恼、病态的压抑和悲哀的空虚这么一座地狱里”。16这种看法与当今许多批评家所认为《尤利西斯》所具有的那种乐观主义是相背，而乔伊斯之所以具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代人如Ｔ．Ｓ．爱略特却不具有，其原因应当到乔伊斯的个人经历和特殊背景中去找。
与都市文化密切相关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是现代大众文化。整部《尤利西斯》中随处都能碰到的俚语、绰号、警句、省略表达法、职业术语、谜语、哑剧、二流歌曲、日常寒喧、流行笑话以及人所共知的引语，都是十分大众化的，因而使读者感到亲切。大众文化的兴起无疑是世俗化过程的又一副产物，也可以看作人的主体性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表征。在古代世界，人是大自然凶暴力量的奴隶，是奴隶主的奴隶；在中世纪，人被迫服从神权统治；在现代世界，尽管人仍面临着种种问题甚或危机，但其主体性的加强则是前所未有的，那种制度化、大规模的民主政治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众化决非必定意味着民主，但是假如乔伊斯没有对通俗文化的喜爱，《尤利西斯》所隐含的自由主义价值便可能大打折扣。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布鲁姆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作为大众一分子的社会形象来传达的。大众化或通俗化本身不可能不意味着平庸，但在乔伊斯心目中，这种平庸既是现代人灵魂拯救的前提，也是其内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尤利西斯》给人的启示是：现代人为了他们所拥有的相对于古代人和中世纪人的一切优越性，不得不接受布鲁姆意义上的“非英雄性”，不得不忍受布鲁姆式的平庸。
附注：
1 尤根．莫尔特曼，《当今神学》（本盖，１９８８），第２２页。
2 《尤利西斯》，第１１９页。
3 都柏林这四条河是：多德河、利菲河、大运河、皇家河。
4 《尤利西斯》，第１２７页。
5 同上，第１２７页。
6 同上，第１４６页。
7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北京，１９７９），陈羽纶等译，第５２－３页。
8 《尤利西斯》，第１４３页。
9 同上，第１９１页。
10 同上，第２３１页。
11 在乔伊斯在该章对布鲁姆食癖的描写中，这种食癖明显地带有性意味。
12 以利亚在《旧约全书》中是上帝的使者。他被犹太教奉为最大的先知。
13 《尤利西斯》，第１９０页。
14 见里查德．埃尔曼，《乔伊斯》，第３６１页。
15 莫尔特曼，《当今神学》，第１８页。
16 转引自约翰．格罗斯，《乔伊斯》（三联书店，１９８６），袁鹤年译，第８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