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从“艺术家”到广告兜揽商——评《艺术家青年时期的肖像》和《尤利西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12-04-03 00: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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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一

  

  在詹姆斯.乔伊斯(1883-1941)研究中,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并没有被写进他的第一部小说《艺术家青年时期的肖像》(A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 也没有被写进他的大部头成名作《尤利西斯》(Ulysses, 1922)。当然, 《肖像》是乔伊斯青少年时期的写照,而《尤利西斯》则写是都柏林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因此可以与战争无关。但如何解释战争也没有被写进他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1939)?这种情况与同时代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是颇令人惊异的。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1920)、T.S.爱略特的《荒原》(1922)、维吉妮亚.吴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 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 都或间接或直接表现了一种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忧患意识----毕竟这次大战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致为深刻的冲击。这些当然都是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就连现已鲜为人知的贝内特在其《莱西蒙台阶》(1923)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现代主义的忧患意识。从乔伊斯传记来看,生活中的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是冷漠的。这似乎与他的创作相吻合,但对他未表现出其他现代主义作家那样的社会关怀,却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原因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艺术家青年时期的肖像》描绘了青少年时期的乔伊斯的成长道路。在这部小说中可以见到斯蒂芬.代达勒斯对神学和神职生涯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此相反,他艺术的追求却带着一种炽热的虔诚。在这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一个酷爱哲学、艺术理论和语言的斯蒂芬。他天性聪颖、敏感,与笃信天主教并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尔兰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部作品中也可看到所谓的“天才的孤独”。正是少年乔伊斯那炽热的追求、敏锐的禀赋,以及“天才的孤独”注定要使几十年后大学里发展出所谓的“乔伊斯工业”,尽管这未必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幸事。对于这么一个有着艺术野心的人来说,这次动摇了整个西方知识界对人性、理性、进步等重要信念的大规模战争,似乎只是永恒循环之轮的轻微颠簸。对这么一个要用艺术取代宗教以为终极关怀的人来说,艺术家在其创作中就是万能的神。这神在漫不经心地“修剪指甲”1 的同时,能够使尤利西斯和布鲁姆作为两个有可比内涵的木偶粉墨登场,相互拉扯,相互陪衬,共同完成那高高在上隐蔽着的“头”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在这神圣的创造中,历史与现时的鸿沟将消逝,有限与无限的分离将泯灭,代之而起的将是具有存在论意味的艺术的永恒。这,就是唯美主义的乔伊斯试图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藉着这种艺术拯救论,乔伊斯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他的小说所描绘的典型环境。与这种艺术的超越相对应的,是青年乔伊斯对天主教爱尔兰和都柏林的逃遁乃摈弃。与创作了巨幅的近代都市风情画的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不同的是,乔伊斯的投影斯蒂芬在《肖像》中所遭遇的世界在他眼中是一个中世纪的世界。《肖像》主人公眼中呈现出来的景观,不是伦敦或巴黎小资产阶级的庸碌、猥琐、俗气,而是一个神权社会对理想和灵性的压制和窒息。这大概就是乔伊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流亡主题的根源。从《流亡者》(1918)的男主人公到“伊芙琳”的女主角,从《肖像》中的斯蒂芬到《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乔伊斯塑造了一第列传达流亡主题的人物。《都柏林人》(1004)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众多碌碌无为的都柏林人形象则从反面揭示,假如不离开家庭和祖国,乔伊斯便会有什么结局。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这种脱离是相对于少年斯蒂芬先前那种被扭曲的意识而言的脱离。这种被扭曲的意识是少年斯蒂芬在家庭和社会的熏陶下认同于天主教世界的结果。透过少年斯蒂芬的视角,乔伊斯把他心目中旧世界的种种不是合盘端了出来:旧道德规范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神职生涯及诸多相关的义务是多么令人沮丧。这个世界与斯蒂芬身上艺术家气质是相悖的,与他心目中的人性是抵牾的。

  

  二

  

  在斯蒂芬看来,人性是由灵魂和肉体这些对立面构成的。在《肖像》的故事里,紧接着肉欲的入纵,是严励的自责。斯蒂芬把写短篇小说所得的奖金用于逛妓院,而后又在良心的压力下向神父作了忏悔。可是,宗教信仰和伦理所强加给他的“秩序”却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他试图建起一道秩序和儒雅之闸来挡住身外生活的肮脏潮水,并且要以行为的准则、积极的兴趣爱好和新的父子关系来闸住他心中那强大潮水的重新冲击。全无效果。”2 就这样,放纵和抑制彼此相继,直到斯蒂芬凝视海滩上涉水少女时顿悟到他心中神圣使命的召唤。

  从天主教信仰的角度看,斯蒂芬这样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于艺术并决心与牧师生涯一刀两断意味着:他不可救药的堕落了,沦丧了。可是,在抛弃旧信仰的同时,斯蒂芬却在艺术的召唤中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新信仰,找到了他心目中真正的信仰。换句话说,他开始把艺术当作上帝来信奉,来为之献身。那找到新信仰的狂喜,那情感的强烈震战,那振撼心灵的自由感只能用一系列飞翔意象来抒发:他似乎“看见一个长有双翼的形体展翅飞翔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上空;他喉头痒痒的,渴望大声呼唤:他来到了这自由的风儿中。这是生命对他灵魂的召唤......一个狂野飞翔的刹那将他解救了出来。”3显然, 宗教意义上的堕落对斯蒂芬来说恰恰是一种灵魂的得救和升华。如果说这时的斯蒂芬还身在都柏林,那么他皈依新上帝的心早已飞到世俗化或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大陆欧洲了。对处在天主教符咒下的家庭和祖国这种意义上的背离似乎具有某种绝对的不可调和性。

  可是斯蒂芬这种顿悟是否带有某种性爱的意味呢?在斯蒂芬眼中,撩着裙子涉水的姑娘是纯粹的美的显现。尽管乔伊斯在这里对姑娘进行了详尽的动态描写,但斯蒂芬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性冲动。他为姑娘身上的某种形而上意义上的美所深深打动。他之被打动也是审美激情的迸发,是顿悟到神圣感召的心灵骚动。与先前沉湎于肉欲相比,斯蒂芬这时的反应是与淫欲的放纵也无相涉的灵魂的激荡。这种体悟之强烈,完全可以同宗教狂信者的体验相比拟:“她的映象进入他的灵魂,永久地持存在那里。没有任何话语打断他那狂喜中的神圣缄默。她的眼睛向他呼唤,他的灵魂雀跃而起回应这呼唤。要生活,要出错,要堕落,要胜利,要从生活中重新创造出生活!”4这里,涉水少女似乎已不具有任何形而下内涵, 似乎已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体,似乎代表了对平庸现实的绝对超越。

  在涉水少女场景中,皈依新上帝的斯蒂芬也接受了特殊的洗礼。在赤着脚涉水的少女的感召下,斯蒂芬也挽起了裤腿,赤足步入海水中。这其实就是他皈依艺术新宗教的洗礼。这种洗礼不仅标志着斯蒂芬对天主教家庭和祖国的脱离,也似乎标志着他对自己的肉体欲望的克服和对自己的过去的超越。在这种脱离、克服和超越中,他获得了新生命。然而,仅仅说斯蒂芬这时找到他心目中灵魂的最后归宿,是不够的。他也沉浸在一种救世的狂热之中。既然斯蒂芬赋予艺术以某种终关怀的价值,那么反过来讲,艺术也完全可以给他以一种不可动摇的神圣感。

  

  三

  

  如果说涉水少女引发的灵魂洗礼构成了斯蒂芬精神追求的顶点,那么《肖像》故事余下的部分却多少又表现了他心中的一种困惑感和无用感。斯蒂芬毕竟只是乔伊斯笔下的一个“受造之物”。乔伊斯不想让艺术成为一种新宗教,或伪宗教、准宗教,因而对斯蒂芬进行了讥讽,或通过斯蒂芬进行了自我嘲讽。斯蒂芬饱满的激情在亢奋的狂喜后又机械般地、无可奈何地疲软下来,正如马克.肖勒尔在“在技巧中发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它(《肖像》的文体)在情感的阵阵高潮(指涉水少女场景)中达到了浪漫的丰饶之巅......随后,在(斯蒂芬)为自己勾勒出将占据他成年生活的艺术任务的轮廓的同时,最后几部分的文体逐渐沦入一种刻板冷峻智力活动。”5

  事实上,《肖像》是在冗长呆板的美学讨论中结束的,而斯蒂芬的美学理论又用支离破碎的神学论点和术语拼凑而成。与其说这意味着斯蒂芬是美学上的半瓶醋,倒不如说它预示了他理想的最终破灭。如果说他未来的命运不是完全为肉欲所奴役的话,他也并未像涉水场景所表明的那样,成为一个精神追求至高无上并获得相当程度满足的人。其实,乔伊斯-斯蒂芬抛弃了天主教的上帝后,并没有找到新的终极关怀。艺术至多只是一个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的新上帝。在丑陋的现实中,这个新上帝究竟能否医治伤痛、抚慰苦难,乔伊斯并没有把握。他感到有把握的是,新上帝最大的好处是:他将不再是一个压迫者。这或许就是乔伊斯-斯蒂芬嘲讽自己的救世狂热的根本原因,但从这种嘲讽中已不难看见后来许多现代主义作家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那种虚无主义的影子。

  在《肖像》中新旧信仰的冲突中,也可以看到贯穿在乔伊斯整个艺术生涯中的那种根本的二元对立: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斯蒂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在摈弃了与愚昧、压抑甚或残酷相联系的传统信仰后,发现自己转而守持的理性、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新价值观以及自己置身其中的物质丰饶、机械充斥的新世界并非完美,而是有欠缺的。西方人逃离了中世纪,却进入一个同样令人不满意,同样令人沮丧的文明。斯蒂芬否弃了天主教,在艺术中抛下了新信仰之锚;他也确如乔伊斯本那样,来到远离天主教都柏林的世俗化了的欧洲大陆。可是当他在《尤利西斯》中重返都柏林时,这城市在他心目中已是一个遭受现代工商文明价值观统治的城市。虽然天主教的偏狭和愚昧依然存在,但已不再像《肖像》中那样无处不在、令人窒息了。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关注的焦点显然已从天主教的中世纪转移到资本主义的近现代。这部小说中的斯蒂芬.代达勒斯早已丧失了《肖像》中同名人物对艺术的那种炽热的虔诚,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他仍然在追求艺术,可这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滑稽努力。在《尤利西斯》那压倒一切的感官描写中,斯蒂芬只是一束摇拽不定的灵性之光。他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与庸碌现实的对照,可对照的结果却突出了失意的艺术家在现代文明铺天盖地的平庸中的可怜和可笑。在这里艺术最多只能视为斯蒂芬维系自身价值(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虚妄的价值)的手段。它已失去了《肖像》中那种对替代、僭越宗教的能力,那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至高无上性。

  显然,过分看重《肖像》的艺术-拯救主题是不合适的。《肖像》的前身《斯蒂芬英雄》(该短篇小说集在乔伊斯逝世后于1949年发表)的初稿于1904年1月便完成了,这时乔伊斯还不到二十二岁。1916年《肖像》发表时,乔伊斯已三十四岁。在这期间,乔伊斯已变得更成熟。在这期间,激烈动荡的欧洲思想界对19世纪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绘画和音乐领域里的印象主义在英语国家已不再受嘲笑,而已赢得了近乎正统的地位。文学领域里的表现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正方兴未艾。在时代精神的浸润下,思想敏锐的乔伊斯不可能不进行创新。如果说少年时代的他所顶礼膜拜的易卜生业已陈旧,那么崇拜易卜生的那个先前的自我也完全可能成为自我嘲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对《肖像》的自传性的解读便必须慎重。

  假如看一看《斯蒂芬英雄》和《肖像》对相同传记材料进行的迥然不同的处理,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后者的创作手法是印象主义的,象征主义的。其文体是一种与感伤主义(如在狄更斯小说中所常常看到的那样)绝缘的质朴的抒情文体。它一反19世纪小说的笃实风格,预示了《尤利西斯》那种姿肆的实验性。显然,乔伊斯创作《肖像》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描写他青少年时期的投影斯蒂芬的。乔伊斯要读者相信,斯蒂芬对艺术的狂热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青春期的骚动不安和易变性。涉水少女场景之后文体的逐渐疲软乃至机械般的枯燥也反衬出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转变。尽管乔伊斯用诚笃的语言描绘了以艺术为拯救的斯蒂芬,尽管这种意义上的斯蒂芬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也应看到,他不仅是一个陶醉在炽热幻想中难以自拨的年青人,而且更重要地是一个成长中人。那种以艺术取代宗教,以艺术家取代上帝的冲动显然包含了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从幻想的云霄跌落到现实的大地上。但要么他被巴克.莫利甘这样的医学学生驳(或吓)得哑口无言,要么他的白日梦被缺乏激情的都柏林现实所打断。《肖像》中那个以救世主自居的狂热的斯蒂芬已茫然无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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