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命与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2 次 更新时间:2012-04-01 19:28:37

王铭铭 (进入专栏)  

  他们承载的是天命;老天有命,看谁该当皇上,当了皇上该怎么办,每天的起居怎么安排,都由“史”来管着。承受着天命的“史”,可以监视政权把持者的活动,其职权具体而全面。当天命变成天道之后,“史”的角色产生了重要变化。天道与天命的不同是,它是人为的,是主动、积极的,人的活动有没有符合天的运行规律,除了受天的决定,还出现了主动迎合的趋向。特别是到了汉代,万物的生长规律,星辰的分布,山川的分布,成了皇帝通天的渠道,礼仪秩序成为表达其通天本事的象征。历史从上古的巫术、军事一类的东西,转入了另一个趋向——通过阐述过去来约制政权的行为。

  《天官书》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一“三五往复”的时间观,承继了上古天命说,与天道观念结合,对于古代循环史观产生深远影响。

  从天命到天道这个变化,早已发生于春秋战国期间,到汉代得以体系化论述。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没有取消“命”这一说在古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作用。理解司马迁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史”之重要,恰是因为他既承载了天命意义上的“史”,又参与开创了天道意义上的“史”。这一点,史学理论界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我从中意识到一点:上古时期,中国人对“史”的认识,隐含着对历史的“命”这一半的承认,古人认为,“史”应该承担一种有高度宗教和政治意义的使命。

  回到与黑格尔相关的论题,我以为,古代中国的“史”观念,兼有了“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种,没有对历史加以区分,而是认定其内涵混融一体,过去、现在、未来如一棵不能折断的大树。

  再回到社会学对于传统与现代、命运与风险的论述,古代这种“史”观念,是否因历史变了,就不能解释今日之“史学实践”?

  今天所谓“科学的历史学”,以割断历史为己任,将自身疏离于算命术之外,成为一种接近于专家体系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难道今日之“科学的历史学”就完全丧失了“知命”的成分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高度体现了近代史学的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史学的特征恰在于都企图对民族精神做出定义,对民族未来做出“占卜”。可以说,今日史学为的是替社会摆脱可能的风险提供历史的“客观参照”,起“资治通鉴”的作用。因而,风险之观念并没有完全失去命运观念的因素,而无非是将之“集体化”,使之脱离“个体主义巫术”的身份,成为国家叙事。

  要更好地理解古代观念对于解析现代意识形态的意义,还是要回到古代观念本身。于是,我们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在古代观念中,“史”的书写,在时间结构上是如何把握“命”的?

  说到时间,不能不说到“易”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密切关系。“易”即《易经》。“易”为什么与历史相关?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运算命运的方法,同时,“易”本身就是“变”的意思,而历史学家宣称史学研究就是变化研究。以命运观念、宇宙秩序观念为基础的“易”,以宇宙生命力和它的秩序为其自身概念生命力的“易”,来自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和实践模式。“史”“通古今之变”,乃是士大夫追求的理想。现代科学家也有这种追求,但没有像古人表达得如此明确,如此野心勃勃。“通古今之变”,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历史感,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通”和“变”字,直接牵涉到日月星辰山川之变,及其与我们人之间关系之变。对于这种关系,古人并不是“客观地”看,而是用两个与己相关的概念来形容,一个是“德”,一个是“刑”,二者构成所谓“刑德之说”。“刑”指的是因天人关系相逆而产生不利于人的后果,如同“刑罚”;“德”就是二者配得很好,人的身体活动之变,与宇宙之运行轨迹产生和谐关系,或者说,宇宙氛围提供身心活动的最佳场合,使人“顺”。顾颉刚曾提出,在汉代,出现了一种“五德始终说”。五德跟五行有密切关系。所谓“五德”,就是指不同的朝代,有物质上的属性,比如这个朝代属于水,那个朝代属于土。这种物质属性有命运的“代价”,倘若属于该属性的朝代之天子采纳相反属性的符号与行动,那么结果不堪设想。“五德始终说”中的每一个“德”,都会有终了。

  自古中国就有“革命”思想,改朝换代就是与前朝的“德”之终了有关。比如,一个朝代本来的“德”只有一百年,可皇老儿想继续当皇上,其结果是违反了天道,跟物质世界的循环不配,此时,“德”便要转移了;“德”的转移,在古书上叫做“革命”。

  作为“德”的转移的“革命”,和“五德始终说”那套东西,直到二十世纪,一直对中国历史起关键作用。

  “革命”被认为是近代西方的传统,但这个词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易经》说的“汤、武革命”就是一个早期明证。这个词古代已传到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被用来形容尊王改革。近代传回中国,被用来翻译“revolution”(英语)、“revolvere”(拉丁语)。一个形容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的词汇,传播到东洋,到近代,与其君主立宪制的追求结合;接着,又回到中土来,变成近代中国的“激烈斗争”,其经历的历史进程复杂得很,意味也浓厚得很。其中一个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历史讽刺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在许诺彻底摧毁历史的同时,承载了古代中国思想对于“革命”的理解——改朝换代。我们所没有承认的是,即使是我们的“革命”,也没有脱离古代天论中所说的“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易经》)。

  史学为了回归于历史,包容了人类学的“史前史”论点,这肯定是有裨益的。怎样认识历史?“史前史”有不少参考价值。史前没有文字的记录,而历史则指对于过去的书写,这差异衬托出历史的面目,表明我们一般理解的历史与文字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差异,如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差异,可以说,人类学是根据没有文字的历史来认识有文字的历史,我以为这是人类学对于历史的批评与贡献。

  然而,光知道这点还不够,我们还应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类学——或者“历史人类学”——的贡献有深入了解。

  不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历史人类学将历史当文化来研究,至于怎么当,学者则语焉不详。于我看,历史人类学是对围绕时间的文化、围绕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是对不同文化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研究。以往历史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要采用无文字社会的时间感来看有文字社会的时间感,现在更迫切要提供的是一种大胆的实验:用宗教的观念来看历史,而拒绝将历史等同于真理。

  即使是在诠释“革命”时,以“命”的观念为中心的历史观,都是宿命主义的。这种“宿命”,使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与近代以来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有着根本差异。然而,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宿命主义的内涵,我们才更清晰地认识到近代的、西式的“历史目的论”这种未来取向的历史观,与“命”这个概念背后的一套宿命主义思想,共同点比差异要大得多。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王铭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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