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让中道思想成为主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2-04-01 1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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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读书人,站起来

  

  1994年起,杨帆教授力主“超越左右”,近20年过去了,一轮大潮过去,又一轮大潮袭来,在无数次的惊涛拍岸中,怎样才能避免极端?中道之路还能坚持多久?在今天,这已成为每个读书人都应深入思考的话题。

  

  左右之争很正常

  

  北京晨报:知识界的左右之争令人感到痛心,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选择对立呢?

  杨帆:左右之争很正常,全世界都如此,因为左与右的价值取向不同。按国际标准,左翼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强调集体本位、社会利益,而右翼是效率优先,以个体为本位、企业利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是左翼,自由主义是右翼。左与右根据大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这是必然的现象,并不可怕。

  北京晨报:那么,可怕的是什么?

  杨帆:可怕的是极端。左与右是从价值取向分,但我们还可以加上新的标准,即按手段分,激烈的为极端派,温和的为中间派。表面看,是左右两派,实际上是极左、极右、中左、中右四派,中左与中右是无害的,而极左与极右,就很危险。

  

  为什么有人走极端

  

  北京晨报:极左危险,人人尽知,可极右的危险,体现在哪里?

  杨帆:极右的观点在2003—2005年一度很流行,不少学者肆无忌惮地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希望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将所有国有企业按当时的权力架构送掉,如果真的这样执行,难道还不危险吗?

  北京晨报: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走极端,可为什么极端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杨帆:据我的理解,在过去的10年中,极左的声音与极右的声音都曾一度掌控话语权。像这样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来回震荡,是非常危险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管理有关,如果不扶持中道的势力,那么中道就永远发展不起来。我从1994年起提出“超越左右”,事实证明,左与右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今天不论是中左还是中右,都主张民主、法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但现实问题是,中道往往得不到支持,人们担心中道的影响力,可越回避,就越恐惧,结果就越容易走极端。

  我们的传统不极端

  北京晨报:自古文人就是互不买账的,今天的左右对立是不是传统的继续?

  杨帆:我看与传统无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极端,主张中道的,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西方实证科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怎么是互不买账呢?从道理上说,我们不应该极端,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读书人也并不极端。

  北京晨报:可我们社会的戾气似乎正在增加。

  杨帆:这其中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网络的出现,它放大了极端意见的空间,特别是微博,这么多人同时在线谈政治,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外国人不在微博上讨论这个?因为他们都忙着去投票了,应该说,网络上声音不能代表大多数知识分子。其次,现实中确有一些读书人有情绪,他们是戾气的源头。

  

  戾气来自两种人

  

  北京晨报:哪些读书人有情绪?

  杨帆: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边缘知识分子,一类是愤青。所谓边缘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在体制中,但因种种原因被边缘化了,大多数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下海的,什么也没混出来,所以内心不平衡,他们有知识、有思考,能发现一些问题,可因为在竞争中失败了,所以变得怒气冲冲。至于愤青,多是年轻人,他们面临买房、就业、婚姻等压力,需要找个出口来发泄,所以他们在网上见谁骂谁,把骂人当成时髦,发泄自己。

  北京晨报:您的意思是,真正的读书人并不那么极端?

  杨帆:是的,我自从提出“超越左右”以后,这么多年来,前后组织了不下40次学术交流活动,请不同立场的学者坐在一起,大家完全能对话,能够相互理解,在交流上没有大问题,我算中左,但我也有很多右派的朋友。

  

  坚持中道即为友

  

  北京晨报: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左和中右能走到一起吗?

  杨帆:中左和中右只是理论选择的不同,属于学术自由范畴,中右主张个人自由和民主法治,中左主张集体主义和民主法治,本质上并不对立,可以互相参考。比如我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因为我没好好学过自由主义,不太了解。从学术上看,有民主社会主义,这算中左,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这算中右,两者是相通的。在过去的10多年中,每当遇到大原则问题,中左和中右都是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极端思潮,在面对极左或极右时,中道发出的往往是相同的声音。

  北京晨报:可怎么保证中左不滑向极左,中右不滑向极右呢?

  杨帆:那就是要坚持底线。对于民粹(极左)和寡头(极右)的声音,中道都应站出来,坚决地划清界限。

  北京晨报:怎么划清界限?

  杨帆:10年前我组织 21次思想讨论会,和秦晖先生曾有一个开玩笑的约定,叫“清理门户”,就是中左要自觉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自觉地抵抗极左,中右要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自觉地抵抗极右。两边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明天就会更有希望。

  

  警惕民粹卷土重来

  

  北京晨报: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精英所压制,倡导“人民优先”,在历史上,“文革”就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点,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民粹还能得到大家认同吗?

  杨帆:民粹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对此要有充分警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我们更容易被民粹所蛊惑。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信宗教,不求来世,特别追求现世的平等,特别容易被平等的口号所欺骗,一旦有人从中煽动,后果便难以预料。决不能低估民粹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去年,这样的声音就曾经迅速聚集起来,有的网站居然敢评什么“十大汉奸”,还公然在网上刊登,而被评上的人居然不去起诉,这种利用群众揭发,自己充当人民代言人,就是精心设计的“文革”模式的翻版,自己的网站就成为宗教裁判所。

  大家觉得这些人在胡闹,成不了大事,懒得和他们较真。事实上,这很危险,这是在纵容民粹主义,他们差点就搞成了。

  

  左派不能被极端绑架

  

  北京晨报:右派都不声讨,您属于左派,为什么偏要站出来说话呢?

  杨帆:右派突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目前是喜出望外,他们很主动,在等待答案新时机。

  作为社会公认的“左翼代表人物之一”,我自己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乌有我没有左派思维方式。但是看到去年以来极左绑架了左派,直到现在还在绑架,我就不能不尽点社会责任。

  中左有底线,不允许为“文革”翻案。今天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的问题,出现了权贵人群,这让一些人感到痛心,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便错误地认为用“文革”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这条路能走通,对此,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坚决反对。

  北京晨报:可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啊。

  杨帆:这是危险的沉默。很多人以为,经济发展了,人们意识进步了,极左的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事实上民粹主义很容易被煽动。其实,大家应该冷静地想一下,腐败确实存在,但要靠什么去反腐败?是靠民主法治呢,还是靠群众运动?

  特别要警惕的是,人性有天然的缺陷,很容易滑向仇恨,从而导致错误的行为。比如你生活得很好,但有人怂恿你去抄家打人,而且可以不受惩罚,你去不去?这不一定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人性中间有虐待狂,平时感到受人虐待,就更想找个机会虐待别人。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吧?因此,群众是不能乱发动的,必须依法行事,法律要能够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正确理解言论自由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防止民粹主义的回潮?

  杨帆:关键是要警惕,192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文中提到游民无产者,指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民粹主义就源于游民无产者,不仅左派中有,右派中也有,两方面有合流可能,应该消除这一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也不能纵容他们走向极端化。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游民无产者走向极端化?

  杨帆:对于煽动者,应该限制其言论,这就要正确地理解“言论自由”,因为他们一旦煽动,别人就没言论自由了。对于这些游民无产者,你根本辩论不过,因为他们不讲道理,只会一味地煽动,鼓掌叫好。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匿名诽谤、骂街。有的极左网站组织人专门去砸场子。对这些行为,应依法严惩,可现在谁来管这些事?

  

  中道一直在坚持

  

  北京晨报:面对极端思潮一次次沉渣泛起,许多读书人选择了沉默,在今天,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发出声音,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否局面会有所改观?

  杨帆:其实中道的读书人并没有沉默,一直在发言,他们做了很多事,每一次都守住了底线。大家期待读书人能做得更好,但大环境决定了,很难得到更高分,现实是能保持住底线已经不容易了,实在没法做得更好。拿“学术打假”来说,我差点为此被学校赶走,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底线总还是守住了。

  北京晨报:您最近在网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极左,这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吗?

  杨帆:不,去年的极左就很严重。论调和行为很危险。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考虑现实遇到的问题,未来的事,我们没办法,只能靠你们这一代了。

  

  中道应该走向主流

  

  北京晨报:您始终在警惕着极左与极右的声音,但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您真的认为那样的癫狂会回来吗?

  杨帆:“文革”有历史特殊性,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出自于信仰的,发动者确实有理想主义的情结,“文革”得到大多数人的狂热拥护,因而可称为历史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不存在被复制的可能,因为最高层不会去发动。

  但“文革”还会出现。发动者好组织者,很难说有当年那样的理想,权力斗争的意味更浓厚,利用群众不满制造混乱,趁乱上台。因此不是悲剧,而是闹剧。

  北京晨报:如此看来,要长治久安,中道应该成为主流。

  杨帆:中道努力了很多年,但始终没能成为主流,因为中道的存在对特权构成了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事实上,中国民众是具备走中道的能力的,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我们一个通过沟通、协商妥协方式达成共识,像乌坎一样,农民中同样涌现出许多理性的谈判者,最终化解矛盾,实现共赢。类似的成功案例其实比比皆是,这说明,中道并不遥远,我们能够做好。来源: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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