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眺望宪政的远景——读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8 次 更新时间:2012-03-29 19: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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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 (进入专栏)  

  

  【梵自按曰】新近,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上世纪80年代末期间中华学人所著的“泽被学林”的名著,其中在法学领域部分,民国时期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亦在首批入选之列,并于日前出版。此篇拙文,即是不久前受商务馆方面有关编辑委托,为此书所撰的题解文章,以“狗尾续貂”之态,附于卷末,以期对年轻学子在理解该书时有些许裨益。

  本文的有关内容,其实也已于近期在部分大学做讲座时做过介绍,只是每次均受制于时间,没有完全讲完。现索性在此挂出底稿全文,聊补此种缺憾。当然,挂出原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基于某种暧昧的特定原因,商务印书馆在采用此文时,刻意删去了原稿中的第二部分“亦属‘比较’:有关著者与版本”,另有其他一些文字也被删除(如文章开头一段中本来写道:“它在民国时期就曾多次改版重刷,可谓历久不衰,新中国时期虽曾被一度湮没,甚至还在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其中,“新中国时期”这几个字竟被删掉)。

  诚如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所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套丛书在其“出版说明”中亦曾援引)但在一个急剧转型、人心浮躁的时期,恰恰需要真正能够甘于寂寞的态势,沉潜于学术的精神,否则,类似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古训,只会成为我们的空想。在此意义上说,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一书的再版,乃至商务印书馆此套丛书的问世,毕竟乃是当今我国颇为萧瑟的学术界聊可自慰的一件好事。

  

  眺望宪政的远景——读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

  

  本书可视为民国时期我国宪法学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我国百年间法学书丛中难得的佳品。[1] 它曾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先生的《逻辑》等传世之作一道,被列入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系列之中,[2] 成为诸多法政学堂的必读教材,如今仍是许多高校法科专业公法学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它在民国时期就曾多次改版重刷,可谓历久不衰,新中国时期虽曾被一度湮没,甚至还在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3] 但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又再度为多家出版社隆重推出,由此获得当今学界的广泛重视,甚至被奉为当下我国公法学人难以逾越的一座学术高峰。[4]

  

  一、历史背景:“预备立宪主义”

  

  20世纪中国的宪政史,可谓波谲云诡。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始,几乎穷极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作为东方专制“老大国”的中国,一直未能走出这样的一种历史怪圈,即:一方面被称之为“宪法”或具有“宪法”性质的纸面文书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另一方面,国人却犹如涸辙之鲋那般,沉重地苟活于清季那场所谓“预备立宪”运动的历史惯性之中——也就是说,尽管那次“预备立宪”业已伴随清帝国的崩摧而告终结,但在实际上,清末开启的“预备立宪”,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普遍心理,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的运作程序,都像中了魔咒似的,反复不断地被持续了下去。质言之,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就一直长久地处于一种不断持续的、堪称“预备立宪主义”的历史情境之中。而上世纪20年代被绘制出来的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路线图,[5] 更索性明确地将这种历史情境变成了政治纲领。

  本书正是这个时代的所产。毋庸多言,这是一个根本难以成就“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的时代。[6] 宪法性文本的变换更迭,恰恰使得这种学问陷于不毛的境地。但与此不同,介绍外国宪政经验的著作则四处开花,几乎令人眼花缭乱。据上世纪9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目录•法律》(1911-1949)一书的资料显示,除了“各国宪法论”和“外国宪法论”两部分之外,该时期各种有关“比较宪法学”类别的著作(含少量的译著),即有29种之多,其中与本书书名完全相同或高度近似的,便多达16种,其中包括:王黻炜编《比较宪法学》(1912年),郑毓秀著《中华比较宪法论》(1927年),程树德述、胡长清疏《比较宪法》(1927年),程树德著《比较宪法》(1931年版),程树德著《宪法历史比较研究》(1933年),丁元普著《比较宪法》(1930年),黄公觉著《比较宪法》(1931年),王馥炎编《比较宪法》(1931年),章友江编著《比较宪法》(1933年),吕复著《比较宪法》(1933年),周逸云编著《比较宪法》(1933年),费巩编著《比较宪法》(1934年),阮毅成著《比较宪法》(1934年),刘作霖编《比较宪法》,马质编《比较宪法》,周还编《比较宪法讲义》。[7]

  作为这个时期产生的一本同样题为《比较宪法》的讲义性著作,本书与上述众多类似的著作一样,也同样带有某种“过屠门而大嚼”的意味,尽情“摭述列国宪法或法律上诸种不同的规定”,爬梳西方学者诸种不同的学理见解,说透了,其实也就是在自己的母国尚未迎来宪政的历史时期,怀着立宪主义必然到来的愿景,眺望各个法治先行国家宪政的远景而已。只是彼时的中国法学,早已沐浴在一片“欧风美雨”之中,以致其总体状况后来就曾被蔡枢衡先生痛斥为是一副“次殖民地风景图”,[8] 但值得一提的是,像本书这样作为比较法研究成果的著述,则可冠冕堂皇地幸免受到这种指摘。

  然而,这也是一个思想开花的时代。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但凡英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是在中央政权失去了强大控制力的乱世时期。而在该书问世的年代,恰巧是中国迎来了这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时代,一大批学人在列强环伺、国运衰微的危难之世,击楫中流,奋发图强,抱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士子精神,呕心沥血,苦苦求索,揭开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绚烂的一页。

  本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法学领域中所产生的一部具有独特的标志性意义的佳作。

  

  二、亦属“比较”:有关著者与版本

  

  此书最初由王世杰先生一人独著,初版刊行约10年后,钱端升先生受邀对原著做了部分的增订改版,此后二人一同署名刊行。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氏,曾以加冠之年负笈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后转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学,于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当年即受蔡元培之邀,以未及而立之年,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其间著有《女子参政之研究》(1921年)、《中国奴婢制度》(1925年)以及与昔尘合著的《代议政治》(1925年)等,而《比较宪法》一书,则是他于该校讲授比较宪法达五六年之后,在其讲义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刊行初版。同年,王世杰出任民国政府法制局局长,从此步入了政界,其后历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国防最高会议成员、外交部长等职;1949年后随国民党政府赴台,任“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观其一生,1927年《比较宪法》的问世,恰好也宣告了他作为一名宪法学家的学术生涯在事实上的终结,虽然此后他也曾于1936年担任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五五宪草”)起草委员会顾问,但同年所出版的《比较宪法》第三版增订之事宜,却只能委之于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钱端升先生之手了。

  钱端升(1900-1990),生于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早年由清华学校选送美国留学,于1924年以一篇比较政治学性质的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翌年升任同大学政治系教授,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等南北各大名校之间辗转执教,先后著有《法国的政府组织》(1930年)、《德国的政府》(1934年)、《民国政制史》(1939年)、《战后世界之改造》(1942年)、《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年)等论著。1947年末,钱先生曾赴哈佛大学国际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一年,但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决然归国,此后受到新政权的器重,历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院长等职,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了半学者半官员的生涯,不意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其政治及学术的立场均受到了无情批判,并被迫多次违心认罪;文革期间,钱先生再次受到冲击,甚至被下放于京郊,后幸得周恩来总理推荐,于1972年得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等职。[9]

  如上可知,作为《比较宪法》一书的两个著者,王世杰与钱端升两位先生的学术履历乃至人生旅程也颇有一定的可比性。

  首先,二人的相似之处在于:早年均有旅学海外的经历;第一专业均非正宗的法学出身,但又均治宪法学这门学问;均先为学而后为官,并均担任过一校之长;而且为官之前均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为官之后,二人均不仅在学术上几乎再无力作问世,其实在政坛上亦并无轰轰烈烈之作为,[10] 甚至对推动中国宪政之发展,也不见得做了何等值得特书一笔的贡献;只是最后,二人还均享鲐背之年而寿终。

  但二人之间也有一些重大差别。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世杰性格颇为沉稳中和,不苟言笑,据说即使后来成为民国政府高官,在所有文章中也从未用过当时公文中极流行的“共匪”一词,在言谈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也都敬称“先生”。在台湾期间,作为长期跻身政界的人物,王世杰虽然也难免偶尔遭逢官场失意之事,但终其一生,总体上还算一路从容、仕途顺利。

  而钱端升先生就有所不同。他早在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的当年(1923年),就曾坦言“我总望今之当国者,不急于宪法的完成,而努力于政治及经济的改进,”[11] 似乎应属于四平八稳的“预备立宪主义”者了,但其实则颇有个性,比如当年虽曾因蒋介石的提名而得任国民参政会委员,但却是蒋介石最为生畏的经常起立质询的委员之一。抗战胜利之后,钱端升还曾在西南联大发表支持联合政府的演讲,敢与国民党军警抗衡。新中国成立前,他更是不听友人劝阻,从美国奋然归国,投入新时代的洪流。凡此种种,均展现了一个学人独立的人格与风姿,但终因与政治过从甚密,终被其所收服,由此后半生备受政治潮流冲击,晚年的命运之坎坷实令人鼻酸。而其一波三折的人生旅程,或许昭示了这样一种道理:一个学者的独立人格,并非学者本身可以独立决定的,归根结底,乃微妙地取决于学者本人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及其与那种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

  再说《比较宪法》一书,因承二人之手笔,又经多次增订改版重刷,故其版本历史颇为复杂,迄今几乎已难以考辨,但大略是:1927年,该书的初版由王世杰一人独著,分上下两册,刊行于商务印书馆;翌年即有第二版刊行,但此版除了“讹字订正”以及对一些事例及参考书目“略事补充”之外,改动不大,此后历次改版亦然;时至1936年底,作为王世杰、钱端升的合著版,此书的增订第三版开始出版;1942年,增订第四版再次刊行。到了民国后期,此书又有多次重版重刷。[12]

  较之于王世杰原来的独著版,王钱二人的合著版,除了将独著版中第五编第二章“中国制宪问题的经过”独立出来,扩写为全书最后的第六编“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之外,在章节结构上并无重大变更,仅是内容方面的部分增删。[13] 而若论对本书的最终贡献,从前后版本的递变演化来看,此书的大部分内容均可算是王世杰名下的成果,钱端升的贡献虽属不少,但从量上加以粗略推断,大致仅占全书的二、三成之间。

  或许也是由于这样,在钱先生去世后第二年才面世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比较宪法》一书虽然也被摘选了若干章节,但据钱先生书后的《我的自述》中坦言,他自己颇为认可的力作似乎乃是《德国的政府》一书,[14] 而非这部《比较宪法》。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其中被摘入这本《自选集》中的《比较宪法》的那些章节,其行文竟然更为接近于王世杰原来的独著版,而非此后增订的合著版。

  在此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刊行的版本,乃是该书在上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后期版本,为此,其版本价值,自然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各出版社重版该书时所选择的各种版本。

  

  三、本书的方法:“道是无晴却有晴”

  

  在“初版序”中,著者王世杰先生就曾指出:“本书的态度,是陈述的,不是批评的。”他同时还指出,“就方法说,西籍中关于比较宪法之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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