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若干媒体、政府官员和民间学者呼吁改革。其实，半个世纪前，台湾也曾面临类似的挑战，当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财经大辩论，而那次辩论的结果，确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策略，也为台湾日后的繁荣富裕打开了一扇大门。1953年春天开始，一股对自由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公营事业还是民营事业的大辩论，一下子蔓延到整个台湾。一些人无法改变他们多年来积淀的计划经济信念，他们认为“民营化”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数年的辩论，在台湾的党政领导及社会精英之间终于有了大致的共识，积极扶植民营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轴，造就了台湾的繁荣和富裕。
世界银行不久前针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必须进行另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包括缩减国有企业规模、加强财政体系、扩大社会保障、降低不平等程度、鼓励创新以及让中国金融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等，并大胆呼吁中国政府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
最近两会期间，若干媒体、政府官员和民间学者也呼吁改革。例如，吴敬琏要求对国企垄断和政府职能同时进行改革。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中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些报道显示，中国政府正在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做准备。
其实，半个世纪前，台湾也曾面临类似的挑战，当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财经大辩论，而那次辩论的结果，确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策略，也为台湾日后的繁荣富裕打开了一扇大门。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1949年退守台湾时，内外情况非常恶劣。政局不稳、农工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还要与海峡对面的解放军进行军事抗衡。台湾朝野当时首要目标是求生存，没有精力顾及经济发展这等事情。
到了1952年底，国民党在台湾已度过生存危机，农工业生产逐渐展开，惊魂甫定，于是开始思考如何推动经济建设。这个时候，一些财经学者提出来要检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就是计划经济。这是因为国民政府自大陆时期就采用计划经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原则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而当时台湾超过76%的产业掌握在公营事业手中，是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体系。
三种发展路线
财经学者发难，党政人士立刻加入辩论，他们对于如何建设台湾，提出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主要是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内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经崩溃，计划经济是最大的祸首，所以必须改弦易辙，实行自由企业路线。惟有自由经济可以发挥人民的各种力量（包括资力、智力、技术、劳力等），创造资本。
例如，高樾夫指出，一般人对计划经济存着幻觉及误解，误以为自由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误以为实施计划经济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误以为国民党既然是民生主义，就应该采用计划经济。但事实上，计划经济“窒息了人民的生产力量，压制了人民贫中求富的生产热情，其实是与民生主义愈离愈远！”
曲直生也呼吁尽快建立改良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民生主义经济体制”，保障私有财产，“凡适合人民经营的事业，应开放民营，以发挥民间力量”。
第二类是国营企业人员和一些党政要员。这些人坚持计划经济。他们认为台湾的公营事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应善用这些经验，继续采取计划经济，加强公营事业，使一切资源易于集中掌握，争取最大的效益。
这期间，也有声音呼吁第三条道路：一条既非计划经济、也非自由经济的中庸路线，称为“计划性的自由经济”。经济学家、也是“立法委员”的范苑声就建议“全盘计划、局部管制，……在全盘计划之下，必须承认经济自由”。也就是由政府作全盘计划，但尊重自由经济的精神，让人民去创造、发挥。经济学家高叔康也提出“计划的自由经济”，他指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缺陷，可借计划经济的手来调整自由经济的缺陷，“必须有计划，是为实现自由而计划，这个计划，不但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指导自由经济向正确的道路前进。”
三民主义派的反击
讨论的声音刚出来，立刻受到打压。反击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及一些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本不容批评，也没有讨论的空间。
“立法委员”罗敦伟（也是经济学家）不客气地指责那些想要实行自由经济的想法是“因噎废食”，“太天真！”他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反对计划经济，正好像一个从事设计的人反对计划一样可笑！”
罗敦伟指出，计划经济只不过是“有方向盘的经济”，岂能“放任那部经济的汽车，没有方向盘而横冲直撞！”他强调，计划经济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引述蒋介石过去说过的话：“中国久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工业落后，不能够与工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所以自由经济不适用于台湾。
抬出孙中山、蒋介石做挡箭牌，不少人因而噤声，刚开始的辩论立刻冷下来了。不过，几个月后，暂时被压下去的热情到1953年初又被点燃了，而且越烧越烈。1953年春天开始，一股对自由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公营事业还是民营事业的大辩论，一下子蔓延到整个台湾。
“耕者有其田政策”激起财经大辩论
这个燃火点就是“耕者有其田政策”。从1949年开始，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已顺利推动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到了1953年初，面临土改的最后一步———耕者有其田，也就是让农民都能有自己的田耕种。但政府拥有的耕地在“公地放领”时都已发售给农民了，现有耕地都在大地主手中。怎样才能将地主手上的耕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政府财政极为困难，无钱购买，倘若就此打住，土地改革就要半途而废了。
陈诚决心贯彻土改，他指示财经官员动脑筋去找出解决的办法。财政部长严家淦和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想出一个点子：把四大公营公司（台泥、台纸、工矿、农林）的股票以及土地债券和地主换地，再把换过来的地无息让售给佃农。
这个主意一提出来，党内立刻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出售公营事业违反国策，而且水泥工业关系国防物资，万万不可交给民间经营。可是陈诚一心要完成土地改革，他认为为了取得土地，势必要采取一些突破现状的做法。这个做法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陈诚决定把四大公营公司转为民营。
四大公营公司民营化，这下子触动了国民党“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神经，于是一场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轰然而起。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公营事业还是民营事业？
争论的重点有两个：
一、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究竟哪一种适合解决经济问题？
二、公营事业还是民营事业？哪一种较适合台湾的发展？
辩论的范围很广，参与辩论的人相当多，台湾的经济学家、三民主义理论家、财经官员、党政要员、公营事业主管、媒体人士，甚至哲学家、历史学者也加入论战。
反对者指责陈诚一伙为了完成“耕者有其田”政策，竟然把公营事业股票让售给民间，这种做法破坏了“节制资本”的原则，违反孙中山先生遗训。他们还指责这些财经官僚假公济私、破坏社会正义，“企图以国家经济力量去成就少数私人的财富。”甚至有人批评这种做法形同自我毁灭，台湾经济仍在困难中，应坚守计划经济，因为唯有计划经济才可以高度利用一切资源。
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则赞成陈诚的做法。经济学家张果为对这个主意极为赞赏，他指出，用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股票来收购耕地，不但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可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平均社会财富。这个政策一方面扶植了自耕农、使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地主拿到公营事业的股票后，民营的经济能量得以发挥，这将有益于整个经济，增加国民所得。
何举凡也支持这种做法，他说，这个方法“政府不但去了公营事业这个累赘，而且还可以集中力量，建设几个根本工业……虽然把公营事业换成民营，股东换了人，产业并无增减，但把土地转化的资金正式投到工业上去了”。
面对反对者的批判，财经官员严阵以待。他们相当重视反对者质疑的“社会公平”问题。主管工业计划的尹仲容站在第一线，维护政府的立场。他指出：平均社会财富，不一定要节制所有权，可以用“征税”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标。尹仲容不断跟国民党及社会大众保证，绝对不会违背民生主义的精神，一定以课税的方式，让“节制私人资本”和“扶助民营企业”两个目的两不相悖。
尹仲容在各种场合耐心解释政府的考虑，他说，“以土地换工厂”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政府实在没有钱。如果因此而大量增发台币，必引起通货膨胀，进而波动物价，实际上吃亏的还是地主。他特别说明，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意义是“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因为“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的生产效率一定普遍提高；而地主把资金用于工商企业，工商生产也会随之活泼起来，这是农工商最妥善的经济配合”。
除了一遍一遍的解释，尹仲容还动笔写。1953年，他在各大报纸发表《台湾工业政策试拟》，希望社会各界了解“民营化”的意义。他表示，以当前台湾经济的主客观条件来说，政府的参与及计划仍有必要。但是，对产业只能“合理扶植”，不能“过度扶植”，因为“过度之扶植，显然妨害自由竞争之运行，终不免造成依赖政府生存之温室工业，此种工业徒为政府之累。”他特别强调要鼓励自由经济中积极创新的精神，因此建议“除极少数工业外，所有工业应该尽可能归划民营。”不但如此，他还要求各方对此多多讨论。
舆论界大多倒向自由经济的原则，支持民营化的方向。有的媒体甚至指出，政府做的还不够。例如《财政经济月刊》以“短评”指出，尹仲容提出的方向是对的，但他的根本精神还是管制主义，而且自相矛盾，因为他一方面主张政府积极参与、计划、监督，另一方面又说要扩大民营范围，以发挥私人企业的优点，两者互相抵触，行不通。该刊建议，只有发挥私人企业的优点，才能成功，“与其依赖政府的积极参加，无宁让经济人多多活动”。
最大的反对派来自国民党内部
民间讨论非常热烈，一时间，“扩大民营范围、发展私人企业”的声音压过了公营企业的声音。但是，党政方面仍有不同声音，而且最大的反对派来自国民党内部，尤其是公营企业单位的主管。
因为直接涉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公营事业相关主管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除此之外，国民党内部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烈的反对意见呢？主要是一些人无法改变他们多年来积淀的计划经济信念，他们认为“民营化”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还有些人把民营企业视为毒蛇猛兽，认为一旦民营化，国民党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进而危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例如1953年初，工业委员会准备发展人造纤维工业，美援方面希望交给民营，尹仲容及工业委员会人员也倾向民营，但政府中反对的声音相当大，经济部长郑道儒就认为民间没有这种技术，应该交给公营。另一些人则以化纤工业需要庞大的资金为由，反对民营。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但陈诚决定支持民营化。于是，公开反对的声音没有了，私底下的抱怨还是不断。某经济部次长不甘心，写了一封私函给尹仲容，说出了他内心真正的顾虑。他劝尹仲容要适可而止，因为民营化是在侵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不可做得太过分，否则会影响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信尾，他劝尹仲容“要为外省人留碗饭”。
这封信让尹仲容极为尴尬，但他不为所动，尽力协调，最后还是把人造纤维交给民营公司经营。
尹仲容的这一做法惹来了国民党及政府内排山倒海的抨击，一时之间，尹仲容成了众矢之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被叫到立法院和国民党最高训练机构“革命实践研究院”接受质询。面对党内各种疑虑，他只有耐心解释，经常说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
据尹仲容当年的秘书叶万安回忆，有一次他跟随尹仲容到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明民营化政策，尹仲容正在台上激情辩解，他忽然发现鲜红的血从尹仲容的裤角流出来，染湿了鞋袜，地上红红的一摊血（应为痔疮发作）。他吓了一跳，上前去提醒尹仲容，但尹低头看了一下，仍然继续演说。此情此景，叶万安极为震撼，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蒋介石、陈诚开始改变思维
各方交锋继续进行之中，国民党领导阶层对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坚持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松动了。辩论中各方的言论显然引起蒋介石、陈诚等人对经济问题的反思。王昭明清楚记得，1953年春，他们那群工业委员会的年轻幕僚接到上面的指示，要他们“想办法为‘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解套”。他们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上面”开始改换思维了！
几个年轻人煞费心思，终于想到解开这个结的说法。报告呈上去不久，蒋介石就在公开场合开始澄清孙中山理论中含混不清的地方了。蒋介石以“均富”的概念来阐释民生主义，并说明“节制私人资本”中的“节制”两个字，指的是“调节管制”，而不是“限制”。
辩论在1954年初达到高潮。陈诚在国民党第七届三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突然宣布政府决定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他说：“我们认为凡是可以让人民经营的事业，应该尽量开放民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铲除官僚资本病根的一个有效办法。”
党内一片哗然，但陈诚的意志很坚决，不久他再次表露“民营化”的决心。1954年3月2日，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中表示：“政府现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即保障私人财产、扩大企业自由，替私人资本开辟一条平坦广阔的出路……今后我们不但要修改妨碍企业自由的各种法令和办法，同时应该有计划的、有步骤地将可以让与民间的企业，尽量开放民营。”最后，陈诚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几乎在同一时刻，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公开批判计划经济，把这场大辩论带到最高潮。
1954年3月6日，胡适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手拿一封信函说，“这是一位在资源委员会任职的朋友写给我的信，信里面谈到的都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胡适因为有公职在身，不便公开批评政府，因此假借朋友的名义，表达对管制经济的不满。）胡适指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普遍有种认知上的偏差，“大家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依赖政府的干预及直接经营工业……但‘资源委员会’长期把持中国工业，私有企业或被它蚕食鲸吞，或被它窒息而死，但中国经济仍无起色。”胡适呼吁朝野、特别是“政府领袖及经济建设的主持人”，要进行经济意识形态的反省，他进而肯定了自由经济对个人自由及人民资产所有权的保障。胡适的演讲引起广泛的回响。
陈诚的宣示和胡适的呼吁，被认为代表官方和民间对自由经济与民营政策一致的肯定。数年的辩论，在台湾的党政领导及社会精英之间终于有了大致的共识，积极扶植民营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轴。
积极发展民营企业
1954年5月，尹仲容出任经济部长，仍兼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及中央信托局局长。他积极推动四大公司民营化、发展初级工业、扶植民营企业。他还致力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修改税法，鼓励外资、侨资及民间投资，目标是：“一切有利经济发展之因素，必须尽力争取，一切阻碍经济发展之因素，则当力谋消除。”
尹仲容在经济部，灵活结合美援（资源）、工业委员会（设计）、中央信托局（融资）和经济部（执行）的功能，积极推动工业建设。许多新兴工业，例如水泥、人造纤维、塑料原料、玻璃、氮肥、饲料加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办的。仅仅1954年那一年，就开办了16种新兴工业，除了与国防有关的以外，凡是新开办的工业，几乎都交给了民营。
上世纪50年代初这场财经大辩论促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转换思维，大辩论也让台湾官方和民间对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与检讨，最后形成了扶植民营企业的共识。这一共识确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路线。台湾历经数次改革，终于使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初起飞，工商业兴起、生产旺盛，进出口贸易激增，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了，造就了台湾的繁荣和富裕。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