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 次 更新时间:2012-03-28 1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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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 (进入专栏)  

  那就可以每隔五年就迎来一个改革新阶段,每隔五年就上一个民主化的新台阶,直至建成低度民主政体。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再用1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高度民主,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对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实际已经就是很快、很顺利、很理想的发展道路了。

  

  六、中国急需推进和实现低度民主

  

  中国目前急需启动和推进走向低度民主的有力改革,进而用20至25年时间实现低度民主。这种需要实际是一种深远的战略需要,而不是眼前的应急需要。从眼前看,即使是暂不实行这种改革,也不会马上出大问题。但若以未来5—10年左右时间为单位来考察,那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需要的战略紧迫性了。这种战略紧迫性表明,现在实际已是实行这种改革的最后战略机遇期了。一旦错过了这个战略机遇期,未来的形势恶化就将不可逆转,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将归零。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未雨绸缪,抓紧时机推动改革,以改革闯过难关,以改革赢得未来。

  这种判断的基础是一项基于现实的未来研究。

  我们首先应当来考察:如果未来10年不改革,或者是未来10年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力度,结果将会怎么样?这种考察的结论就是:即使是没有马上出现大崩溃,也将是陷入无力回天的历史绝境,大崩溃前的最后危机已经到来,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失控,大崩溃至少已是短期内的历史必然。

  这种预判有三个关键性的支撑点。

  一是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那就必然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目前主要经济学家已在这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尽管具体预测又有差别。

  这里的关键是,依靠外需拉动已无可能,依靠内需拉动又有赖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自上而下的分配改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在体制性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是有较强的领导班子强势推动,它也必然会在下面的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进而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虎头蛇尾。分配制度改革的逐步成功特别有赖于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赖于由此形成的日益有力的公共参与,这已是现阶段的一种基本的客观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内需就将无法实现应有的扩大,这就只能继续依靠投资拉动了。但在内外市场的扩大都很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投资拉动”实际就是在制造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将是以往积累下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它的破坏性将会非常大。而若既不搞投资拉动,又无法依靠内需拉动,那又无异于坐视经济严重下滑,也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这就表明,经济较快增长的惯性即将耗尽,未来避免大的经济危机的关键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那就必然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转变。

  现代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在农民,而在市民。中国现在也已发展到了市民状况决定大局的历史阶段。所以,如果出现了人心向背的根本转变,它的主要标志就是大部分市民(包括农民工)对于中央政府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如果出了这种根本转变,它的根本原因只能是长期的和日益严重的腐败与分配不公。严重腐败不仅包括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而且还包括吏治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财税腐败、国企腐败等等多种形式的腐败。严重的分配不公实际也是严重腐败的一种主要后果和表现。较短期的严重腐败和分配不公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心,但若严重腐败和分配不公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那就足以从根本上导致公众对于整个政权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的否定性变化了。

  实际上,在日益严重的腐败和分配不公的影响下,近十几年来,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已在以加速度的方式严重流失已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虽然目前大多数公众的基本态度仍未改变,要求改革而不是要求“革命”仍然是主流民意,但困惑、怀疑、观望、不满、不信任等等情绪确实已在日益广泛地漫延和加深,而且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加速度趋势。特别是,各种信息都表明,人心变动实际已经日益接近临界点了。现在公众对于官方的肯定态度已经柤当薄弱和脆弱,很容易被更严重、更持久的政治腐败、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等等所摧毁。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是在抱有最后的希望,相当数量公众的认识和心态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未来五年再没有足够力度的改革的话,绝望就会笼罩全国,人心就会发生大面积的雪崩式的变化。如果未来10年也没有足够力度的改革的话,则就肯定会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变化了。所以,现在只有抓紧时间,大力推进确有足够力度的改革,才有可能安定和挽回人心。

  那么,以怎样的改革才能安定和挽回人心呢?有论者认为,只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就足以了,民主改革还可以再往后推迟一、二十年,甚至是推迟二、三十年。不错,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确实能够收到安定和挽回人心之功效,但若只重民生不重民主那就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首先,依靠现有政体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政治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强有力的公共参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表明,民主已是民生的政治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给公众分蛋糕并不等于解决腐败问题。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解决,公众利益就将继续受到严重伤害。即使是分得了一些蛋糕,也跟贪官污吏的富有不可比,而且跟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不可比。这就会使分得了一些蛋糕的公众仍然愤愤不平,以至于根本就不领情,认为大的利益仍在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因而腐败和分配不公导致人心流失的趋势也就仍然不可遏止。

  最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人民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格尊严的需要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重要需要。这种需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生需要,因而自上而下地解决部分民生问题也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种政治诉求。民主需要只能以民主发展来满足。所以,如果民主无望,也会导致人心的严重流失。

  由此可知,安定和挽回人心的关键,就在于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早已指出的:“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7]

  三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人心逆转向背的根本变化相结合,势必导致不可逆转的政治危局。

  如果人心稳定,单有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即使是出现人心浮动,只要没有普遍出现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心态,危机也是可以渡过的。但若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到处都是心怀不满、怨气冲天、并且认为只有改变制度才能摆脱危机和苦难的人们,则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所带来的新的痛苦就会与人心危机合并生成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就是大崩溃前的最后危机。一旦走到这一步,那就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8]、“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极有预见性的。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处在了这种走进死胡同的战略险境,因而现在也已是深化改革的最后战略机遇期了。有危未必都有机。“有危就有机”的前提是尚未走入绝境,否则危机的结果就只能是最后的终结。所以说,未来5年能否以重大改革和令人信服的改革宣示安定和挽回人心极为重要。否则以后的道路就将极为艰难。未来10年内能否切实实现足够力度的分配改革和政治改革更是极为关键。这在实质上已是决定命运的生死之战。未来20—25年内能否建成低度民主也极为关键,因为中国只有走到了这一步才能最终脱离险境,确保前程。所以说,中国目前急需尽快发展低度民主,未来还将急需最终实现低度民主。高度民主现在还谈不上,目前急需的是低度民主。

  一切改革的内容都应取决于现实的实际需要。现实需要什么改革,那就进行什么改革。现实需要多大的改革力度,那就配套多大份量的改革内容。现实的改革需要实际首先就是对于改革功能的需要,而改革的功能需要又决定了改革的内容需要。所以,“中国急需低度民主”,实际就是急需低度民主的功能,进而急需相应的改革内容。

  从功能角度看,“低度民主化”绝不是指任意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改革,而是指有足够的力度、从而能够基本满足我们的社会对于“低度民主化”的基本功能需要的民主改革。这种最低限度的功能要求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内容要求。如果改革达不到这种最低限度的力度,它就注定会失败。

  这种最低限度的功能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止和扭转分配不公恶化的危险趋势。为此,它应能够在未来5年内切实遏止和开始扭转分配不公的恶化趋势;在未来10年内导致和实现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在未来20年内初步促成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它需拥有这种力度才能满足实际需要。我们也应依此设计相应的改革内容。

  二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制和扭转腐败蔓延的严重趋势。未来10年内的反腐力度至少应能达到使大部分公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改革能够逐步解决腐败问题的程度。未来20年内更应能够通过改革初步建成廉洁、廉价、公正的政府。否则,日益严重的腐败仍将激起滔天巨浪。

  三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制和扭转公信力加速下滑的危险趋势。具体说来,它应能够通过发挥它的反腐败和促进公平分配的功能,首先在未来10年内大幅恢复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进而在未来20年内基本形成普遍稳定的政治信任,从而彻底避免大的历史灾变。

  由此可知,在既定的现实背景下,即使是低度民主化,也是很大力度的民主化。“低度”包括功能上的最低限度。如果达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是还没有低度民主化,至少也是没有必要的低度民主化。而若达到了这个最低限度,那就必然是很大力度的民主化,而不是无关痛痒、修修补补的小改革,更不是修补和强化旧政体的假改革,但也不是过激的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化无疑需要适度,而在现阶段,这种“适度”基本上就是这种“低度”。能否比这个“最低限度”再高些?如能做到,当然更好。但我们现在不敢奢望,只能要求“最低限度”,因为这也是各方利益的最大交集点。

  

  八、现阶段推进低度民主化的主要内容

  

  低度民主政体实际就是初步的宪政民主政体。如能实现阶段性与渐进性相结合的有力改革,我国大约还需要20—25年时间才能建成这种民主政体。但从世界民主史来看,这个速度已经是很快的了。

  未来5年的走势将决定未来10年的走势。未来10年左右将是开拓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道路的关键期,也将是实现低度民主化的关键期。如能实现这种历史性的伟大开拓,未来10年以后的中国就将能够在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能否充分发挥威权政体要素的积极潜能仍然是解决前述三大问题的一大关键。但仅靠正面发挥威权政体要素的功能已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也是不争的基本事实。这就特别需要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相结合,需要由此形成新的合力共闯难关,因而也就特别需要通过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培育目前仍然缺乏的民主政体要素。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项工作还不足以最终建成低度民主政体,但它至少也应能够拥有前述最低限度的功能,并能决定性地开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道路,这就使这种改革必须是阶段性的重大改革,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小改革。按照这种功能需要和实际可能,这一阶段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理应包括:

  1、实行以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首要价值在民生,公共财政是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所以,从功能角度看,我国理应实行以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现阶段应能基本实现民生财政和阳光财政,同时有力推进民主财政和法治财政,从而大幅克服财政腐败,大幅实现公平分配。公共财政制度实际是最根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当然同时还应通过改革发展和强化其它各方面的反腐败制度。

  2、实行“自由优先”的改革方略,首先在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未来10年,实行竞争性选举的选举改革基本上只能普及到县级政权。在选举民主尚未到位的广大领域,必须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自由权方面的重大进步弥补选举民主之不足。这对克服财经腐败、建设公共财政、实现公平分配尤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这是因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非常有赖于公众参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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