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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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大规模农民流动的发生。农民流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其在职业和居住模式上的剧烈分化。可以认为,基于职业分化的农民流动更多的是需要测度一种非定向的流动规律,即农民在不同职业间的空间转换过程中对于传统农业的依赖差异;而农民的房屋买卖与居住地迁徙,则是需要测度农民的定向流动规律,即农民对于社区本身的归属程度。随着农民的大量流动,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也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①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承接国家各种政策与资源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造成农村阶层的严重分化;而国家也日益重视农村的发展,不断加大资源投入的力度。于是,新农村建设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只有准确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偏离正轨。

  第一个阶段是大集体时代,以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耕种为根本的经济生产模式,在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封锁的背景下,通过“以农补工”的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战略抉择。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之上,很少有向外流动的空间。作为集体生活和生产的政治保障,从土改开始确立起来的阶级话语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就使得集体时代的阶层分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阶级划分的原则建立在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基础之上。这一总路线将农村社会阶层总体上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地主,属于“阶级敌人”,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第二类是富农,曾经几乎等同于地主,后来成为中立对象;第三类是中农,具有革命的两面性,属于团结和联合的对象;第四类是贫农、雇农及其他革命群众,是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②滨口允子、李康、郭于华、孙立平、张小军、萧延中、张学强、李海金③等对阶级成分划分和农民身份重建的过程、机制、后果等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变迁、农民政治观念和身份系统等论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分田到户之后的税费时代,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户自主经营为基本经济生产模式,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择业权,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农村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虽然多数农民依然以土地耕种为主业,但是开始有农民全职或半职地参与各种乡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④这使得财富在不同家庭中的分布逐渐出现不平衡。由于经济建设取代了政治运动成为农民生活的主题,通过个人努力致富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因此这个阶段的农村阶层分化更多地带有职业性质。而学者们也往往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当时的农村阶层。依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出现了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以及农村管理者阶层。⑤而黄健认为当时的农村形成了管理者、农业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主五个阶层。⑥类似的还包括段华明、吕世辰与吴华英等人的研究。⑦

  杨华根据对土地的耕种及家庭收入情况,将农民划分为四大阶层:中上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贫弱底层。⑩他所指的“中间阶层”与陈柏峰的“中农阶层”类似,认为“中间阶层是农村地方性规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维持和再生产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活跃农村社会生活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间阶层”的形成与土地的自发流转紧密相关,但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破坏了中间阶层”,从而“破坏了小农村社体制,破坏了农村稳定的基础”。袁明宝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1杨华明确地将“中间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来考察,触及了阶层分化的治理属性,但是没有将阶层分化置于整个农民流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阶层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阶层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论述。

  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不尽相同。12贺雪峰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耕地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从而形成了一个耕种20亩左右土地的新兴“中农”阶层;而“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贺雪峰明确地将新兴“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并且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新兴阶层并没有体现在作者的阶层划分体系之中,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以土地主体而不是以治理主体作为阶层划分标准所导致的。

  江汉平原是由长江与汉江冲积而成的平原,处于长江中游,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北至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汉江水量十分丰富,过去曾有“十年九淹”之说。为了抵御洪水灾害,当地官民不断修建堤防,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台”、“垸”结构。一个居住区域(自然村落)通过充分参与所在“垸”的垸堤修防、排水安排、经费分担等垸内事务,逐步发展成为地缘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很多清代地方文献中,“垸”往往取代保甲或村,江汉平原从而形成最基层的乡村政治地域单元。13江汉平原的居民多是在明清时期由江西迁入的,虽然因有合作防御洪水的需求而形成了“台”、“垸”结构,但是当地的村落在新中国成立前仍以散居为常态。14由于洪涝灾害频繁,江汉平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动,这使得当地的村落基本上处于一种发育不成熟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将农民都附着在土地上,大型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使得农民可以摆脱洪涝灾害的侵袭而实现基本的温饱。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江汉平原的村落形态主要是在大集体时代形成的。分田到户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加入城市务工的队伍,当地农村再次出现了人口流动的高潮。农民的流动不仅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从而引发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

  曙光村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境内地势平坦,石门干渠贯穿全村,钟长路和罗长路在村中心交汇,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集贸市场。曙光村的居民多是清朝年间从江西迁徙而来,延承至今已有十代。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村落呈现出散居的状态,户与户往往相隔甚远,老死不相往来。当时也没有“曙光”这一称呼,各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名称,比如曙光村一组就分成李家堰塘、沈家堰塘、曹家堰塘和王家堰塘,而六组在当时称为吕家祠堂。1952年春,书记康英动员37户农民成立青潭农业初级合作社;到了1953年,全村成立了四个合作社;1956年,这四个初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大队,因为是整个县最早成立的大队,被县里命名为“曙光一大队”。曙光一大队下面还分了七个生产队,其中第七生产队的居民多数都是做小生意的。从1958年开始,曙光大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居住运动,选择几个固定的居民点,然后动员周边的群众都搬迁过来。在这个过程中,第七生产队并入了第六生产队,此后曙光村就一直保留着六个生产队的结构。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将零星的住户集中起来,方便土地平整与机械化操作。曙光村当前的村庄形态,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江汉平原的农村多属于杂姓村庄,没有发育出成熟的宗族结构。当地人把尚有人情往来的三至五代之内的血缘关系称为家门。由于姓氏庞杂,且人口流动频繁,真正能拥有五代以内家门关系的姓氏并不多,多数都是单门独户。如曙光村一组,只有曹姓、王姓、沈姓和李姓的家门可以维持在三至五代,其他的姓氏都不具有这个血缘网络。而在大一点的姓氏中,还分不同的家门,例如一组王姓就分三个家门,最大的一个家门也就七户左右。同一姓氏的不同家门,按当地人的说法就跟普通社员一样,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实际上,只有亲兄弟之间具有较强的内部关联,亲兄弟之外的家门都必须靠频繁的人情来维系。除了人情往来和日常互助之外,家门并没有统一的集体活动。家门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内部认同,不具有一致对外的行动能力。再加上多数姓氏并没有成型的家门,平时就以单门独户的形式暴露在社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血缘性的家门并不构成当地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16

  由于血缘性的家门呈现出细碎化的状态,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网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通过婚姻建立起来的亲戚关系。通过亲戚关系的网络,村民能够获得比较可靠的社会支持资源,因此本地的亲戚关系往往非常繁复,而且在所有人情网络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一个普通村民的人情对象,往往包括三户左右的家门、十户左右的亲戚、十户左右的相好。17实际上,相好是不稳定的,很多都是一次性的人情往来,随时都可以中断。在曙光村,以男性为例,亲戚主要包括四方的亲戚:一是自己的亲戚,包括自己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别人家倒插门的兄弟;18二是妻子的亲戚,包括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是父亲的亲戚,包括父亲已出嫁的姐妹和到别人家倒插门的兄弟;四是母亲的亲戚,包括母亲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般的家庭,亲戚网络都维持在两代人的范围之内,因为过大的亲戚网络需要极大的人情成本。亲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通过婚姻本身可以建立起一张相对牢靠的社区关联网络,这体现在当地盛行的本村通婚和本组通婚的现象上。以曙光村一组为例,在现有的213对婚姻中,有46对是本村通婚,占到21.6%;其中有32对是本组通婚,占到15%。通过本地通婚,整个社区往往只需要通过一个人就可以建立亲戚关联,这可以说是江汉平原建构社会关联的基本方式。

  家门和亲戚的网络毕竟不够庞大,村民还要依赖各种各样的相好关系。所谓相好,是指具有共同职业、兴趣并且有一定往来的本组村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集中居住运动导致了各个生产队的人口都比较多,一般都在60户以上,上百户的也很正常,19这就使得一个农户很难与所有本队的农户都建立人情关系,而只能是有选择性地结交相好。根据曙光村一位87岁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散居形式使得村民的地缘往来很难形成,甚至到了今天,村民也没有很大的冲动去建立全组的人情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性建构并非本地社会关联的主要建构方式。地缘仅仅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只有具备更多的关联,比如职业、兴趣,村民之间才会建立人情往来。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地缘网络的重要性,一是相好的网络可能超越社区的范围,人们可以在外面建立相好关系;二是社区中的相好网络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很多网络都是在一次性往来之后就断裂了。但是,这种相好的弱社会关联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网络,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加入或退出这一网络,从而在社会支持与人情成本上寻求某种平衡。

  在江汉平原的农村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发育是不成熟的。所谓“发育不成熟”是指父代作为一个身份阶层在分家之后就完全地销声匿迹,加入到个体小家庭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虽然从身体的意义上讲,父代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消失,但是从身份权威的意义上讲,父代的消失就发生在分家之时。在宗族村庄,一个成熟的社区家庭是由父母和几个已分家或者未分家的儿子共同构成的,虽然父母已经不需要代表家庭走人情,但是他们作为一种身份权威阶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家庭的社区参与。23而在江汉平原,一个成熟的社区家庭是与父母已分家、与子女未分家的核心家庭,父母在分家之后或者作为整体或者分别加入几个儿子的家庭,在儿子的“领导下”从事各项家庭劳务。正因为此,在分家时,父母是作为一种财产和负担在几个儿子之间进行精确瓜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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